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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案示例：三种《月令》与《史记·五帝本纪》 时令、月令、日书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种流传广泛的类型化文献，他们以“时”为基本线索，梳理一年中不同的季节、月份、乃至更细的时间范围内国家政治、军事、教育、祭祀、水利、工程、农业、交通等各个领域内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在战国至秦汉社会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与春秋以来流行的“五行”思想结合以后，时月令文献成为一个涵盖范围广阔、同时又深具系统性的文本系统，仅就月令而言，在《吕氏春秋》《逸周书》和《礼记》中，即存在三部《月令》文本，此外，在《淮南子·时则》中，也有经过删节的《月令》，一般而言，由于这些《月令》内容基本重合，仅存在一些无妨文意理解的异文，因此，学术界对于这三篇《月令》的认识并不存在特别的差异，但经过仔细的比读，我们却发现，存在于三部著作中的《月令》，确实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异。我们不妨先举一例：  这是《月令》中关于孟春月物候变化的记述，三个文本关于东风、蛰虫、鱼、獭的记述是完全一致的，差异出现在关于“雁”的描述上。我们知道，雁是一种具有栖息地季节性选择的候鸟，它的产卵地在西伯利亚地区，到了秋季，大雁成群结队地往南飞，最终抵达我国南方地区越冬，到第二年的春天，再飞回西伯利亚产卵，正是这种南北往来的节候性，使其被赋予“有信”的品质，成为婚礼中重要贽物以及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意象。而也正是因为其节候性，关于大雁往返飞翔的记述具有鲜明的地域视角：如果从我国南方地区的立场来描述，它是春天北飞，秋天南驻，冬天开始准备北飞，而如果从中原地区的立场来描述，则是春天从南来北飞，秋天北来南飞，并不停驻。而《月令》正是系统记载了大雁一年中的往返飞翔，如《吕氏春秋》版： 孟春纪：候雁北。 仲秋纪：候雁来。 季秋纪：鸿雁来宾。 季冬纪：雁北乡。(25) 《逸周书·月令》与此相同。从这一文本细节我们可以发现，《吕氏春秋》和《逸周书》中的月令文献都是从我国南方的立场进行叙述的，故而称仲秋时节大雁南飞为“来”，而季秋即作“来宾”，所谓“宾”，就是短暂驻留之意，到了季冬，则“北向”待飞。尽管《吕氏春秋》的编撰在咸阳，属于中原地区，在季秋时不会有大雁“来宾”，季冬时更看不到大雁，这种描述方式与其自身地理位置显然不相配，但这倒进一步印证了《吕氏春秋》的编纂方式：杂纂诸书。可以想见，吕不韦虽然号称《吕氏春秋》为“一字千金”，但作为一部内容驳杂的异质性文本，其内部的疏漏仍是难以避免的。 不过，我们这里暂且不理会《吕氏春秋》的问题，先看《礼记》所见《月令》的改笔。在《吕氏春秋》和《逸周书》中，关于大雁一年往还的四次记载是符合南方立场的，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但在《礼记》所见《月令》中，四个节候中关于大雁的记载却是这样的： 孟春纪：鸿雁来。 仲秋纪：鸿雁来。 季秋纪：鸿雁来宾。 季冬纪：雁北乡。(26) 显然这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记载方式，季秋纪的“鸿雁来宾”和季冬纪的“雁北乡”都明确显示出这是从南方立场进行的叙述，但孟春纪的“鸿雁来”却只能基于中原立场进行理解。如果仅看《礼记》文本自身，我们会认为关于《孟春纪》的记述可能是传抄过程中发生的讹误，但是比对《吕氏春秋》和《逸周书》，我们认为，更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后两者代表了《月令》涉及鸿雁部分的源初形态，而《礼记》所见《月令·孟春纪》则是经过有意识的改笔后形成的面貌：我们可以据此推测，《礼记》所见《月令》的整理者是一位身处中原的学者，为了使《月令》符合中原的节候特征，他在钞录过程中将文本改为“鸿雁来”，但这位整理者显然不够细心，他忽视了在季秋、仲冬两月还有关于鸿雁的记载，而那些记载是从南方立场进行描述的，因此，他的改笔暴露出《礼记》所见《月令》文本的异质性特征——《礼记》所见《月令》的钞录者显然不满足于担任一个机械的复制者，他希望参与到文本“逻辑化”的过程中，因此对文本进行了改造。 类似的例子又可以在季夏月中关于“风”的记载中看到：  这里，《礼记·月令》再次呈现出与《吕氏春秋》、《逸周书》版本《月令》的不同之处，关于季夏月的风，《吕氏春秋》和《逸周书》作“凉风”，而《月令》作“温风”，这会不会是钞录过程中发生的讹误呢？我们参读《逸周书·时训》，会发现其对《礼记》中所见的这一记述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 小暑之日，温风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鹰乃学习。温风不至，国无宽教。 立秋之日，凉风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蝉鸣。凉风不至，国无严政。(27) 这里，《时训》赋予“温风”和“凉风”不同的灾异学解释，“温风不至”被解读为“国无宽教”，而“凉风不至”则对应地被解读为“国无严政”，这表明《礼记·月令》中以季夏月所至为“温风”的文本形态至晚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并且有一定的传播。 可以说，《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编撰者是一位“保守的钞者”，尽管文本中的物候描述与其身处的实际地理环境并不相符，钞者也未作修改。而《礼记·月令》显然出自一个“积极的钞者”：他介入了文本的改造，使《礼记·月令》成为一个异质性的文本，在这个意义上，《礼记·月令》除了拥有古本《月令》自身的意义以外，因为钞者的参与又增加了新的意义，比如他的地理信息，以及他进一步系统化的努力。《礼记·月令》的钞者当然难以被称为“作者”，但他无疑参与了这篇文献的意义构成。 再以《史记·五帝本纪》为例，据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介绍，这一部分的基本史料来源是《五帝德》和《帝系》，这两部文献都见于《大戴礼记》，将两者进行比对，我们发现，在黄帝、颛顼、帝喾三人的记述中，分别有一节文字见于《大戴礼记》本《五帝德》，而不见于《史记》：  这三段未见于《史记》的内容具有相关性，都是记述君主“乘龙”巡游之事。究竟这些内容是《大戴礼记》的钞者加入的呢，还是司马迁刊落的呢？如果看黄帝和帝喾的部分，似乎很难确认，但就颛顼一节而言，其下文言颛顼四至之处，如果按照《史记》的读法，则此四至当承上文，指颛顼“祭祀”之处，而如果按照《大戴礼记》的读法，则此“四至”是其乘龙所至之处，两相比较，当以《大戴礼记》本更为合理。加上在后文涉及尧的部分时，《大戴礼记》有“黄黼黻衣，丹车白马”之文，与此三者相应，而《史记》作“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30)更足证《五帝德》古本确实言及五帝之服色及其乘舆，《大戴礼记》本基本保留了《五帝德》的原貌。 那么，为什么司马迁所“钞”的《五帝本纪》中黄帝、颛顼、帝喾部分都未见关于服色、乘舆的记述呢？如果将其简单解释为司马迁所据本的残缺，恐怕过于随意。我们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司马迁认为《五帝德》中关于三帝“乘龙”之说带有太明显的神话色彩，是所谓“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者，所以，本着“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的钞录原则(31)，尽管颛顼一节中“北至于幽陵”四句因此显得颇为突兀，但为了符合其修史原则，司马迁还是有意刊落了这三段文字，可以说，较之于司马迁保留的内容，恰恰是“刊落”这一行为，体现了司马迁的匠心独运。设想，如果没有《大戴礼记·五帝德》中的这段文字，司马迁的这一细微的删改是几乎难以被发现的，而一旦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则我们对于他修史的原则便可有更为真切的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