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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说起来，我的学力与格局都远不能与前辈老师相比，只是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形成这样一种理念：做学问，不论在材料上，还是在方法上、观点上，都要脚踏实地地去努力发掘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就是立志要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甚至没有想过，或者比较容易忽视而又有意义的工作。当年，我参与王运熙、顾易生两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受命执笔“小说批评”部分的时候，小说理论批评正是前人研究忽视的薄弱环节。那个时候，人们一提古代文论，往往只讲诗论、文论、词论，再就是曲论。对于小说论，人们只关注过屈指可数的几个小说批评家，发表过零星的几篇论文。在早些年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中，只有东润师与方孝岳先生写到了金圣叹。到20世纪60年代，当郭绍虞先生主编三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时，由刘大杰先生负责选入了为数不多的几篇关于小说理论的文章。“文革”以后，郭绍虞先生在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中虽然增加收录了一些关于小说理论的文章，但与诗、文理论相比，还是极不成比例的。因此，我当时就意识到要搞好小说批评，就必须下决心从基础做起，先要全面地收集、整理中国古代小说论的原始资料。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花了大约五六年的工夫，遍翻了各类小说，以及笔记、文集、杂著与近代期刊等，从中选录了历代有关小说理论的专论、序跋、笔记、评点乃至诗歌等凡210种，先后汇辑成了《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下两册，且每篇加以注释、解说。其中的许多资料，比如赵令畤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刘辰翁的《世说新语眉批》、周桂笙的《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等等，都是我初次发掘出来而后才受到研究者关注的。在书稿整理和出版过程中，得到陈俊山、韩同文等研究生时代的同学大力帮助，方得以顺利问世。到现在，这些材料大家都已熟悉，但在当时，学界都是感到比较新鲜的。这项工作不仅仅为我的批评史论著写作夯实了基础，而且对一时兴起的小说理论批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李：您当时能够从小说理论研究入手，且努力发掘新资料，的确有拓荒之功。您的成功经验也说明，做学问既要立志高远，又要别具慧眼，还少不了友人帮助等关键因素。请问，您当年获得如此成就的基础是什么?您是如何找到突破口的? 黄：我在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小说批评”部分及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时，尽管心中有一条“史”的线，但我还是找了一个重点，找了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水浒传》与金圣叹。早在大学时代、特别是“文革”后期那场评《水浒》运动中，我就关注过《水浒》的评点本与金圣叹。从金圣叹在清初被杀头，到民国革命时候，再到“五四”前后，后到新中国成立，乃至“文革”年代，在不同的时期，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反反复复地把他置于争论的风口浪尖上。当时“文革”刚结束，一顶“封建反动文人”的帽子还牢牢地戴在他头上。如何客观、公允地评价金圣叹?不但对他一个人，而且对如何正确评价整个古代的小说家、批评家都有重要参考意义。因此，我花了较多的工夫去弄清他生活的经历、矛盾的思想、文学的创作与文论的观点，力求在批评史中对他的文论思想做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我曾经说过，我的治学是“两金起家”的，其中的一“金”是“奇书”《金瓶梅》，另一“金”就是“怪杰”金圣叹。在这基础上，我通过对罗烨、吴承恩、谢肇淛、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道深、曹雪芹、脂砚斋、闲斋老人、梁启超、吴沃尧、徐念慈、王国维、王钟麒、黄人、林纾、管达如、吕思勉等人的小说理论进行分析，将个案专论与宏观梳理相结合，努力钩稽出历史的脉络，从而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描述了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进程，较好地完成了王运熙、顾易生两位老师交给我的任务。 李：看来，您在治学方法上一开始就注意文献整理和理论探讨双管齐下的。资料汇编等文献整理夯实了您的学术基础，史著编纂练就了您的学术功力。您认为在小说理论研究领域立足之后，接下去您攀登的又一个学术高地是什么? 黄：接下来也谈不上登什么高地，只是转移了一个阵地。我搞小说理论资料的整理及小说批评史的构建，只是起步早，稍得了一点风气之先，占了些便宜，所以一时还产生了一点影响，得到了学界的好评，但现在看来还是十分粗糙简陋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搞小说理论批评的人多了，也出版了不少“中国小说批评史”方面的论著，一时间显得颇为热闹。这边热闹起来了，我却转移了研究阵地。其机缘是当时王运熙、顾易生先生成功申报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当时似乎是刚开始搞社科项目，大家特别重视，我奉命撰写《近代文学批评史》。本来，我在读大学时，在章培恒先生的引导下，对近代文学也是很感兴趣的。即使在“文革”十年晃荡时，也偷空对龚自珍等一些作家花了些工夫。虽然前人对于近代文学批评的研究有几本史著，但都比较简略，所用的材料也大多是习见的，因而总体比较薄弱。所以我想，要搞好它，也必须像搞小说理论批评一样从头做起，从基本的材料搜集做起，力求在材料的新鲜性、第一性上能对前人有所超越。另外，必须要放宽眼光，对各种文体各类作家都要照顾到，不要一提起近代文学，就只是“四大谴责小说”、梁启超“文学界革命”什么的，而对桐城派、宋诗派等一笔带过。我的《近代文学批评史》推出了许多“生面孔”，乃至还第一次在批评史中设了“中国文学史学”这一专章，写了张维屏、刘熙载、平步青、林传甲、刘师培、黄人等文学史学家。而更重要的是，我想写“史”，心中一定要有一根基本的标尺去评判各种人物、著作与文学现象。借用金圣叹的话来说，要有一根“草蛇灰线”，而不是漫无拘束地去编一本关于作家作品的论文集。根据中国近代的实际情况，我想只能以是否适应和推动文学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作为基本的评判标尺。有的人尽管在政治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名气很大，但他的文学观基本上与近代化是不合拍的；而相反，有的人尽管后来在政治上落伍了，走向了保守甚至反动，但他曾经在文学近代化的进程中添过砖加过瓦，对这些不同的人都要尽力去做实事求是的评判，将他们放在一部“史”的适当的位置上。事实上，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不但是一个新旧通变的过程，又是一个中西交融的过程。过分强调西化，是甲午战争失败以来民族自尊性跌落的一种痼疾。如何实事求是地估价西方理论的价值与影响?如何关注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传统对西学的扬弃、消化与改造?也是使一部近代文学批评史能显示自己个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我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的卷首说过，希望“以涵盖全面、观点平允、材料信实、表达清晰为目标，力求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现在看来还是有许多不足与问题的，所以我一直想找时间重新修订。这本书之所以一时得到学界的认可，我想倒不在于人家说的“博赡宏通”，也不在于“第一次全面地构建了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的体系”，而在于这本书还是有点个性的，是有“我”在的。那时我的一些基本的信念，以后还是一直坚持着的。 李：您的这段学术经历告诉我们，学术研究既要讲公理，但也必须有个性，即“有我”。除了不随人后之外，还要有独到的眼光，有“不从众”的识见，有特立独行的信念。这在您参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和《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的编写过程中都有很好的体现。这些任务完成后，您是如何继续推进您的研究的?您的《原人论》有何重大创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