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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本体意义与文论扩容——兼谈“强制阐释”与“本体阐释”(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学术研究》2015年第201 王坤 喻言 参加讨论

    二、符号的本体意义:从自然本体论到社会本体论
    我国当代文论中最基础也最关键的本质论,从学理上看,演变、延伸于西学的自然本体论。而文论界对本质主义的整体扬弃,又与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引入的后现代思潮直接相关。这一轮学术思路的大循环,与几十年来文论研究深受西学影响的发展轨迹是基本吻合的。
    同时,我国文论界有不少大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认清本质论的弊病,进行了深刻的独立反省,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新思路,以拓宽由自然本体论而来的本体论瓶颈。他们以复式界定取代单一界定或线性界定。如蒋孔阳对美的界定,采用的就是四句话:美在创造中、人“是世界的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是自由的形象。随后,由蒋孔阳和朱立元主编的《美学原理》,就是用这四句话来给美下定义的,为打通本体论瓶颈提供了具有典范价值的先例。⑦童庆炳先生在其主编的《文学概论》系列教材中,除了用“观念论”替代“本质论”,以避免对鲜活文学的限制,也用四句话来界定文学: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形态、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是作家体验的凝结、文学是语言组织。[8]这种情况说明,我国当代文论界并非真的“失语”了,仅就反本质主义而言,除了西学思路在发挥巨大作用,产生于本土的学理思路同样在发挥巨大作用,在思维方式上已经体现出迎头赶上国外前沿的势头。
    然而,就具体成果和研究现状而言,文论界本体论研究滞后的局面,实在不容乐观:文学一下子“是”不完,继续“是”下去又看不到明显的希望。研究“文学是什么”绝对吃力不讨好;反对研究“文学是什么”既容易出成果,还显得跟上了国际前沿。由此形成一种马太效应:越难研究的,研究者越少;越容易出成果的领域,研究者越多。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西方文论的最新进展能够大致同步引入以来,关于不能追问“文学是什么”的文章、专著越来越多,相应地,正面谈论“文学是什么”的文章、专著越来越少。究其根源,文学研究要想把“文学是什么”说清楚、说明白、尤其是说得令人信服,实在不易!瓶颈无人去拓展,相应的坦途却越拓越宽,那么瓶颈就会显得越来越窄。而西方文论在整个20世纪却能一直往前推进,不断出场新的本体论,比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接受美学,以及彻底颠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解构思潮等等。文论界面对本体论研究的瓶颈,同时又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西方在这方面的突破,因而,积极地、甚或带有一点羡慕意味地去学习西方文论,接受其影响,不仅难免,也是情理所在、大势所趋。
    仔细审视西方文论界不断推出的本体论,可以看到它们的理论基点或出发点,大多都指向或出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而又熟视无睹的现象。比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文论的出发点,就是围绕着人人都会有的意识展开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等文论的出发点,则围绕着人人都在使用的语言来展开。本体论身上所笼罩的高远、玄妙的理论色彩,在这一简单明了的事实面前不得不烟消云散!
    在本体论建构问题上,出发点不离开社会现实与日常经验。那些影响巨大的思想理论,在起步处总会与日常经验、生活常识密切相连,否则,难以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可、接受。作为后现代大师之一的福柯,也从最不像学问、极为日常化的地方入手,揭示监狱、疾病、精神病院以及知识、真理等等与权力的关系,终于做成大学问,为后现代对抗本质论的建构论打下了坚实基础。文学领域的本体论,以及诸如此类的本体论,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背后还有着更深层的支撑点:关于世界的本体论。像剩余价值理论,就与唯物史观密切相连。文学本体论也这样,一定是有世界本体论作为深层支撑点的。
    综上所述,文论研究要想真正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实现自立型的不断扩容,必须在“文学是什么”与“世界是什么”这两个方面同时有所建树,单单执着于文学本体论是难以真正创新的。要能够确认一个基点,由此出发,将人类文学活动的重要问题串联起来;同时,这个基点又直接指向世界本体。
    几十年的文论研究历程表明,大家其实都清楚应该如何去做,关键是在实践中要找到新的基点,确实不易:文学不好“是”,很难“是”。但西方文论界怎么就能不断冒出新的“是”呢?即便后现代对“是”的思路予以彻底否定,某种意义上,那也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是”呀!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他们关于世界的本体论发生了变化:在西方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然本体论,近代以来一直受到挑战,直到被后现代思潮彻底扬弃,并以社会本体论取而代之。
    古希腊以来的自然本体论,指的是人们普遍认为:茫茫世间,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那是万物的基始。人的求知天性的最高体现,就在于孜孜以求地寻找那个惟一本源;对它的探讨,最初称为宇宙论,其后是存在论,最后定位于本体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本体论如今的表现形态之一是以符号学为基础的构成论。以前的本体论是自然本体论,近代以来遭到了现象学的质疑并开始动摇,至符号学兴起,自然本体论就被彻底颠覆。在时间节点上,大约至20世纪60年代,自然本体论差不多就全面让位给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了,文化论的兴起,其实也是社会本体论的主要表现。而福柯等人的后现代知识论,可谓社会本体论的典型代表。针对自然本体论的万物基始,社会本体论的两大突破,主要蕴涵于现象学与符号学:现象学告诉人们,世界上不存在那种纯粹的客观和纯粹的主观:任何客观,都是经过了意识的客观;任何主观,都是对客观的意识。而符号学则更加简明扼要: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人类运用符号建构起来的。没有人类之前,“有、无、物质、意识”等范畴不可能出现。自然本体论所追寻的万物基始等等,在人类诞生之前,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人类并不知道,恰如康德的“物自体”那样。说到底,“万物基始、存在、物自体”等等这些概念范畴,都是人类符号建构的产物。
    自然本体论的“万物基始”极为简单,无非就是那个惟一的本源。而它的复杂在于:由那个“惟一本源”衍生出来的,最少有两个东西永远铭刻在今人的记忆之中:先在性与同一性。比如,正是对它们的坚信,使得黑格尔自觉地、执着地要将大千世界纳入其中,因而花费大力气动大手术,把人的五官压缩为三官;把世界地理的中心归为欧洲,欧洲的中心又在德国。[9]罗素对此表现出来的幽默,尽显诺贝尔文学奖大师的风范:“宇宙渐渐在学习黑格尔的哲学”,[10]然后才进化为现在的模样。
    社会本体论的根本之处尤其简单:一切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其衍生出来的复杂在于:没有人类以前,一切皆无;自有了人类,才有了世界及其一切变化。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以来,世界变化尤其巨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种前所未有的巨变,“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11]它的巨大影响,经过若干环节的传递,一定会体现在人类的理论思考中。西方本体论的变化,就是结果之一。我国当代文论本体论瓶颈的暂时存在,亦属正常:理论变化难免相应滞后于物质财富创造速度的变化。认清这一点,对于意识到符号的本体意义,生发破解本体论瓶颈的思路,是大有裨益的。
    当今信息时代与农耕时代的最大不同,从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角度看,就是丰盈社会与贫困社会的区别。这是观察当代文学以及文论的重要切入点,虽不可忽略,但所受到的重视却并未在文论研究中得到足够体现。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不同社会阶段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并不直接却极为充分,一望而知:比如,在原始社会,人类物质生产能力极为低下,大自然对人类而言,主要作为严酷无情的外在力量而存在。在这种力量面前,人类几乎无能为力,只能“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12]而随着实际操控自然的能力日益增长,人类文学创作中的神话题材就不复存在了。如神话那样消失的事物乃至观念,随着历史的进程会不断出现。比如丰衣足食,这个在贫困社会激励人们为之奋斗的美好目标,在丰盈社会已经没有丝毫理想色彩了。相应的变化翻天覆地: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极大改变了人的日常需求,“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符号满溢’,几乎任何活动都浸泡在符号之中,这是几千年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13]比如,有人为追求名牌,获得最新款的苹果手机,竟然会去卖肾[14]……由此而产生的文学变化,因时段长度不够的缘故,现在尚未以划时代的方式体现出来,当代文论对这种变化的转捩点尚未予以足够的把握。但符号的重要性以及符号学的兴起,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已然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文论研究而言,符号学所带来的变化,意味着全新的发展机遇。
    从理论角度看,索绪尔的语言学将语言符号分为两大功能:所指与能指;并指出人类运用语言符号的两个原则:组合与联想。[15]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法国结构主义等,全都以此为基石,引申出新的文学本体论。罗兰·巴尔特将索绪尔关于组合与联想这两个原则称为“语言的两根轴”,[16]雅科布逊(Roman Jakobsn)、洛特曼(Юpий M Лотмaн)等国际学界泰斗的学说,也全都围绕着这两根轴而展开。⑧后现代思潮所张扬的关于自我指涉的文学,亦全仗索绪尔对符号功能所做出的能指与所指之分。文学是通过符号表达意义的,符号对文学的本体价值正在于“意义”。索绪尔认为,符号通过所指与能指的结合来生成意义。到了皮尔斯(Peirce,Chailes Sanders)这里,意义生成由三环节组成:能指即再现体(representatum);所指则分为两部分,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最基本而简单的东西,两人几乎一样;但衍生开来就有区别了。皮尔斯的理论,动态性极强:对象通过再现体,衍生出解释项;上一级解释项成为下一级再现体,并指向新的次生对象与解释项。这个过程永无终结,形成“无限衍义”(infinite semiosisi),直至囊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意义。正是因为这种动态性,到了上世纪70年代,对皮尔斯理论的评价,开始大大超出索绪尔:“目前符号学界对皮尔斯符号学的极高评价,以及对索绪尔的系统模式符号的贬低,是对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极盛期过高名声的反拨。”[1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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