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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媒介在大众传播学领域意义含混。在符号论中，媒介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是符号的物质载体。符号即媒介，符号化即媒介化。一切艺术存在于符号媒介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艺术即媒介。符号媒介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文本研究的基础，更是人文学科基础之基础。 关 键 词：媒介/大众传播/符号学/媒介化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唐小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符号学、基督教文学与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含混的媒介 从人文科学的角度讲，我们与世界打交道，就是在与媒介打交道。媒介无处不在，像空气、阳光和雨露，构成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现实，我们须臾不能离开。我们带着媒介的镣铐，在这个世界上跳舞，并走完自己的一生。人类借助媒介成其所是，描画刻写自己的历史，拓开自己的未来。我在这里写这篇符号媒介论，即是在操作媒介，表达意义，亦如我表达意义运用其他媒介一样。但媒介往往又是透明的，我们浸泡其中，却未必知觉、未必自知，除非我们反思地把握它。犹如此刻，倘若不反思，我只是习以为常地写作。尽管我还在一种多媒介的处境中，主导性地运作一种媒介：古典音乐的悠扬舒缓，让我沉静下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先锋画册翻开在我眼前，提醒我媒介问题并不简单；一大堆关于符号、媒介的书籍簇拥着我；QQ头像不停在电脑屏幕下方闪烁，手机微信时不时滴答几声，只是此刻我都无心搭理，因为我在运用文字媒介写作符号媒介论。 可以肯定的是，媒介比文字的产生要早，它甚至比人类的诞生还要早，类人猿运用媒介与世界打交道已被科学证实(毕东海，1979)。遍及世界五大洲，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岩画(Petroglyph)，据说已有四万年的历史。可是，媒介涌现为一个问题，成为一门学科，被专门研究，却是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事情。20世纪以前，无论中西方，“媒介”都不具今日传播学的意义。在古汉语中，“媒介”作为一个词，最早指说合婚姻的人，《左传·桓公三年》有：“会于嬴，成昏于齐也。”晋杜预注：“公不由媒介，自与齐侯会而成昏，非礼也。”后逐渐演变为泛指使双方联系起来的行为，或使两方联系起来的人。唐韩愈《雨中寄刑部几道联句》：“念初相遭逢，幸免因媒介。”《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宋王十朋《代曾尉上陈安抚》：“太山北斗，十年怀景仰之勤；白日青天，一旦快清明之睹。实自夤缘之幸，靡由媒介之先行。”有时也指使双方联系起来的事物。清邓显鹤《赠给谏温先生》：“十四字为媒介耳。”在西方，古拉丁文“medium”指的是某种中间的实体或状态。12世纪以后，则指从事某事的方式。“然而，直到1960年代，‘媒介’才成为一个术语，用于描述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的不同技术与机构。”(延森，2014，pp.59—60)“媒介”的大众传播学意义才日益凸显出来。 “媒介”出现在大众传播时代这一特殊背景，左右了对于“媒介”的理解和阐释。它一开始就被纳入了大众传播学的视域，先天性地带上了这一学科的颜色和话语规则。也许是由于在大众传播学的鼻祖马歇尔·麦克卢汉那里，媒介无所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广义到无边无际，后来关于媒介的解释，边界模糊，歧义迭出。中国的传播学跟着西方走，接着西方说，情形也不出左右。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的媒介说，可谓媒介含混的代表。但这并不抹杀他站在实用主义立场对“媒介融合”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在我看来，延森用多个“三元”建筑起自己的媒介大厦。三角的稳定效应，使延森的“媒介融合”理论显得似乎十分牢固。第一个三元，延森回答了媒介是什么：“媒介是信息的载体——它们以文本、图像和声音的方式表达关于现实的表征和洞见。媒介是传播的渠道——它们不仅让传播者接触信息，而且能够彼此交流。同时，媒介还是行为的方式——无论是在开始或是结束阶段，传播都具有施为性。”(2014，p.43)在这里，媒介是信息、传播和行为三者合一。“媒介同时是物质的载体、表达的话语或情态形式(modal forms)以及全社会对于交互活动的形成与限制加以规范的制度”(2014，p.43)，这样，物质、形式和制度的统一又构成延森媒介的第二个三元。这个三元，让延森的媒介变得可控制：用户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物质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来去自如；小说、广播剧、音乐电视、虚拟世界等都欢迎我们以基于历史与文化的特定方式对其展开诠释；书写、印刷和电子媒介分别延伸了文化在空间的发展，并使帝国和民族—国家得以延续，催生媒介史的多次转型。(延森，2014，pp.61—62) 媒介史的三次转型，启发了延森的另一个媒介三元，即媒介的三个维度。“人的身体，它是面对面的交流活动得以实现的物质平台；大众传播的技术性生产手段，它以模拟信号传输为特征；数字技术，它催生了一对一、一对多以及多对多的网络化交流。”(2014，p.62)媒介并非是替代性的，还在麦克卢汉那里，新媒介的诞生就并不意味着旧媒介的消亡。新旧媒介的并存关系，使延森的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三重维度融合理论成为可能。延森媒介理论远不止这三个三元，比如在谈到媒介意涵的时候，他又将此分为“话语、体裁与形式”三元。“三”据说是世界上生发性很强的数字之一，在老子那里就有“三生万物”之说。当“三”元不断变化，组合成各种繁复的关系时，情形更为复杂。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符号学的先驱，也是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他的基于三元建构的符号学理论，至今还释放出远未穷尽的阐释空间。 皮尔斯符号理论对延森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仅是实用主义的立场，可以说皮尔斯的三元符号理论构成延森媒介融合说的重要理论基石。有了这个基石，延森融汇另一位符号学奠基者索绪尔的“差异说”、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德里达的“延异说”，提出媒介解释的三元差异说：话语性差异(discursive differences)、解释性差异(interpretive differences)和施为性差异(performative differences)。这三种差异分别奠基于皮尔斯的“直接解释项”(immediate interpretant)、“动态解释项”(dynamic interpretant)和“最终解释项”(final interpretant)。(延森，2014，pp.49—50) 这样说下去，我已经意识到一种“符号帝国主义”的危险：要搞懂当代传播学，非要符号学这个理论武器不可。必须申明，这绝非我的初衷，我是被话语牵扯到这里的。本来还要举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的传播模式与索绪尔、巴尔特符号学的关系，就此打住。但后面还是难免要说到麦克卢汉与新批评开宗立派的人物、符号学家瑞恰慈及其弟子燕卜荪的亲缘关系，不过，我尽可能用最少的文字，以示轻描淡写。 我的初衷其实是想说，当媒介被纳入大众传播学的时候，思想史上重要的传播思想，除了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以外，包括亚里士多德关于潜在(potential)与现实(actualization)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论述，康德与若干哥白尼式的转向，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language game)等，都在理查德·罗蒂的“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方法的指引下，在延森那里实现了“双重诠释”，为其建立媒介融合说，达成了“古为今用”的目的。换句话说，延森通过如此这般的话语转换，为自己建立在三元基础上的媒介说，找到了思想史的依据。 问题是，延森的媒介三元说，实际上已经让媒介的含义变得十分含混，尽管他的论述条分缕析，思想史的支撑也相当有力。当媒介既是“载体”，又是“渠道”，还是“行为”；既是“物质”，又是“形式”，还是“制度”；既是“话语”，又是“体裁”，还是“形式”时，再加上思想史上各种传播论的重新媒介化诠释，那么，还有什么不是“媒介”？ 媒介含混不是个别现象，已是大众传播学界之共相。同样带有“三元”色彩的费斯克，就把媒介分为三类：展示性媒介(presentational media)、再现性媒介(representational media)和机械性媒介(mechanical media)。展示性媒介，以声音、面容、身体作为媒介，使用口语、表情、手势等“自然语言”来传播，“它们要求传播者在场，因为他或她就是媒介”。展示性媒介受限于当地和当下产生传播的活动。再现性媒介，指书籍、绘画、摄影、著作、建筑、室内装潢、园艺等。费斯克指出：“有大量的媒介使用文化和美学惯例来创造‘文本’。它们是再现性的、创造性的。它们制造的文本可以复制上一类媒介并独立于传播者。它们产生传播的作品。”机械性媒介，指的是电话、广播、电视、电报这类媒介。这三种媒介看似“彼此渗透”，实际上在费斯克那里是区分出层级的，后一类媒介都是“可以复制上一类媒介并独立于传播者”的。费斯克认为，“从本质上说，媒介是将讯息转化成可以通过渠道传递的信号的技术或物理手段”(2008，p.15)。 费斯克的媒介论，是把“媒介”、“讯息”、“渠道”、“信号”、“技术或物理手段”等几个概念相互区别，分而论之的。他所持的是媒介“技术或物理手段”论。而其他的各个概念，都有认为是媒介的。“百度百科”的“媒介”词条颇具代表性。麦克卢汉有名言：“媒介即讯息。”戴维·桑德曼说：“严格地讲，媒介就是渠道”，“但是，这一术语常常用来指渠道和信源两者，有时甚至包括讯息”，“当我们说到‘大众媒介’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仅指大众传播的渠道，而且指这些渠道的内容，甚至还指那些为之工作的人们的行为”。媒介在这里显然成了“信息”、“讯息”、“渠道”、“行为”的杂烩。也有人认为：“媒介是指承载并传递信息的物理形式，包括物质实体和物理能。”还有人认为，媒介是“所有面向广大传播对象的信息传播形式，包括电影、电视、广播、报刊、通俗文学和音乐”。更多的人认为，媒介就是载体：是“传递大规模信息的载体，是通讯社、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电影等的总称”；或者是“任何一种用来传播人类意识的载体或一组安排有序的载体”。还有学者作出种种综合的努力，围猎式地将种种要素纳入媒介范围，认为媒介是“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用以负载、传递、延伸特定符号和信息的物质实体”①。所有这些从大众传播学出发的媒介定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进入媒介的，各有其语境，皆秉持着学理，都值得尊重，更不能用简单的对错二元作粗鲁的判断。但媒介一词意义含混，却是不争的事实。 符号媒介论，只是出于这样一种理论假想：如果不从传播学，而是从单纯的符号论出发，能否对媒介作出说明？这种说明除了对传播学，还能否对其他人文学科有所启示？符号媒介论有无可能为其他媒介论提供某种元语言？这样的理论假想虽然有些狂妄，甚至有些愚蠢，却对我充满诱惑。如此能满足我好奇心的事情，试试何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