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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学：救赎vs.解放 从康德到席勒，再到利奥塔，朗西埃始终关注其美学建构中的核心体验，“在康德那儿是自由的符号，在席勒那儿是解放承诺，到利奥塔那里则成了完全相反的东西，仅仅变成了一个依赖性符号，除了去遵循异化的原初法则之外就没有别的可以做了”(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104-05)。异化的原初法则就是不可再现者的逻辑，据此，艺术先锋派要划出区分艺术活动与商业和娱乐之间的分割线：无论在表达方式还是在观众的经验方式上，艺术客体与消费客体都有本质区别。这条线意味着只有当艺术是艺术时，艺术才是政治的。但是，在利奥塔的描述下，美学体验本身总是一种震惊体验，这种震惊铭刻着无法被超越的异化。此刻，即便是艺术自治也不具备消除异化的能力了。于是，被他者压制的精神之原初苦难和商品消费的承诺之间就形成了尖锐对立，这一对立显示了这个无法被缓和的异化：任何一种解放意志都成了统治意志的幻觉，这并非使我们从消费生活的沉迷中惊醒，而让我们陷入灾难性的集权主义乌托邦中。可见，利奥塔的崇高美学实则背弃了美学诞生之初的解放承诺，美学意义上的解放意味着主体于歧见之中的感性生成：主体的感性生成转化成了被动的见证，唯有仰赖他者救助。 克罗齐曾认为，经济学和美学是两门卓越的世俗学科，这两门学科排除了超验的东西并显示了绝对的内在性，要求的即是“心灵的实证和创造性形式的尊严，是企图理论地表明或确定那个在中世纪被称为感觉的东西”(克罗齐338)。美学之“世俗”是相较于神学而言的，“世俗”即表现在对人类感性认识与生存的关注与辩护上，并且认为人类有能力以感性筹划生存。不过，在上帝已死的年代，美学之伦理转向也对应着美学的救赎诉求，美学试图在神学许诺的超感性世界之外，开辟一条拯救之路。在对他者之律法的遵守中，在崇高的道德越渡中，在主体性的放弃中，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神学余韵。如阿多诺所言：“面对绝望，唯一可以负责任地实践的美学，必须从救赎的立场来沉思万物，以万物呈现它们自身的方式来沉思。除非知识通过救赎来照亮世界，否则它就黯淡无光，它就是重构，就只是技术。必须塑造这样的视角，可以置换和疏离这个世界，揭示它所要成为的样态，揭示它的裂缝和破败，它的贫乏和扭曲，正如它有朝一日在弥赛亚之光照耀下所显示的样子”(Adorno 247)。 正是这种救赎，在朗西埃看来是有疑问的，此种伦理只是对神学空间的置换，“就是为依赖于宗教根基的意象赋予声音”(Aesthetics against Incarnation 186)。具体到美学观念上，朗西埃特意考察了基督教“道成肉身”(incarnation)式的神学观念与文学表达的交织。朗西埃是从词与物的连接方式来理解道成肉身的，词与物的完全割裂只是一种字面主义式的假设，词语毕竟具备再造现实的物质性。词完全化身为物则是神学观念浸越文学的表现，“在文学和诗歌中有这样的诱惑和承诺：如今词不再是词。诗歌和文学总是超出了词语的日常运用，这种超出的终极目标是使词化为自然现实”(Aesthetics against Incarnation 176)。在许多政治、文学和宗教梦想中，词的距离似乎都应该被废除，字母消失在精神中，精神变成了肉体，转化了的感官现实能够废除词与物之间的距离。朗西埃则反对这一观念，尽管词语能够通达感官，也可以再造现实，但词语就是词语，词与物之间的距离绝不会消失。这个距离的存在既不是哀悼理由也不是神圣处所，而是词语与现实的转换之境。 对美学之伦理转向的批判性反思并非意味着淡化伦理，而要护卫一种更切近的伦理，从而将一种无法沟通的绝对伦理律令导入共同体的公共空间。这种切近的伦理绝非要切断美学与救赎的关联，只是明白救赎不能抵押给一种弥赛亚式的焦虑等待，更不会存在于戈多式的荒诞等待中。朗西埃拒绝过于仓促地在美学与救赎之间建立关联，救赎必须以一种全新方式来理解，政治与艺术需要“与某种神学时间分离，与思想的源初创伤与亟待拯救的未来分离”(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132)。在美学的神学意蕴中，朗西埃总能揪出某种幻想或慰藉之物，他反对将这种慰藉之物秘密地偶像化，哪怕以否定的方式。他要释放这种幻觉的力量，并将其重新筹划为生存的感性力量，以此突破既有的感性分配，这正是美学的解放潜力。 与哲学家对启蒙思潮及其相关的理性主体的激烈质疑不同，朗西埃对解放话语的钟爱使其成为启蒙美学精神的继承者。以伦理之名，朗西埃企图修复美学与启蒙现代性的衰败关系。在分析了当代美学之伦理转向及其带来的抑郁气氛之后，朗西埃不无遗憾地写道：“康德式的道德法则的自律变成了伦理主体对他者律法的遵从。人权变成了复仇者的特权”(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131)。道德法则自律曾是康德实践哲学的基石，也是自由意义所在。将“道德法则之自律”替换掉，则使得主体性步履维艰。自律来自他律，自由来自限制——这些悖论形式在康德的二律背反中都有某种程度的解决，但在后现代美学中，悖论被重新感受和思考为悖论，悖论成为障碍而非转化器，对绝对之物的设立与仰赖重又陷入泥淖：本体意义(物自体)上的不可知变成了认识的不可能，这也使得与行动相关的知识陷入了被责难的瘫痪之境。因而，朗西埃以歧见重申理性立法自治所开启的中立化公共空间，这一空间正是美学革命的意义所在，可以重新激发人们的政治想象和行动热情。 在一次访谈中，朗西埃曾如此坦言，“目前，我关注的问题是，周围很多人都在说，我们这个世界缺少了最宝贵的东西，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它是治不好的。我认为，这样说，是有问题的，这不是说我认为这个世界有多么的好，或者说我一定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有多么的好。我认为，我想要帮助人们走出这种情绪[……]我要让大家能够相信，做自己认为不得不做的事情时，才是对的。我希望在这个事情上面，给人们创造出乐观，创造出希望”(陆兴华79)。美学中的“伦理转向”是朗西埃试图克服的“情绪”，在诊治这种情绪的诸种药方中，终究还有“不得不做的事情”。这呼应着《理想国》中的城邦正义的落脚所在：“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柏拉图155)。在挽歌与号角之间，朗西埃奏响了劳动的号角：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赌注能够赋予生存意义，存在之意义只能靠行动去创造。以解放代替救赎，将伦理之批判视角反转为行动的实践美学，这就是朗西埃反“伦理转向”的伦理主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