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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天使”的意蕴及其“辩证”性征 我们看到，从“弥赛亚主义”那里汲取“救赎”灵感的犹太思想家本雅明，在咀嚼人生与历史的种种痛楚之后，最终将“救赎”的希望与使命赋予了这样一位“历史主体”——“历史天使”。他写道： 克利有一幅画作，叫作《新天使》。画的是一个天使似乎正要从他所凝视之物转身离去。天使双眼圆睁，张着嘴，翅膀已展开。这正是历史天使的模样。他的脸扭向过去。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发生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积到旧的废墟上，并将它们抛弃到他的脚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弥合破碎。然而一阵飓风从天堂吹来，击打着他的翅膀；大风如此猛烈，以至于天使无法将翅膀收拢。大风势不可挡，将其裹挟至他背对着的未来，与此同时，他面前的残骸废墟却层累叠积，直逼云天。我们所谓的进步正是这样一场风暴[3](P43-44)。 本雅明心中的“历史天使”是背对“未来”而面朝“过去”的。这位姿态特异的“历史天使”之所以背对“未来”，乃是因为他并不相信“历史主义”所允诺的无限进步的历史幻境；之所以面朝“过去”，乃是因为在他看来“过去”携带着一份指向“救赎”的“秘密清单”。这份“秘密清单”的题旨只有两个字——“灾难”。这种清醒的“灾难”意识，正出自于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美国学者蒂德曼在《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政治弥赛亚主义》一文中曾指出：“本雅明从隐喻的角度所提到的天使……代表着真正的历史学家，代表着对人类历史不抱有任何幻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为了‘像我们以前的每一代人那样’使用所赋予我们的‘微弱的弥赛亚力量’，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身份看待历史——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而是本雅明第九论纲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是一场废墟‘越堆越高，直向天空’的大灾难。”[2](P353)一个接着一个的“废墟”被抛到“历史天使”的脚下，脚下越积越多的这些支离破碎的“废墟”其实就是“历史天使”正置身于其中的“当下”。直面脚下的“废墟”，“历史天使”想停留下来，肩负起“弥赛亚”交付的“唤醒死者、弥合破碎”的历史使命，于是“当下”便成为“充满了弥赛亚时间的碎片”。但是，他最终却未能完成这项使命，其中的原委在于，从“天堂”吹来的飓风太猛烈了，他的翅膀被势不可挡的飓风吹得无法收拢，值此“危险关头”，脚下的“废墟”也层累叠积地直逼云天，无法立足容身的“历史天使”只得一步步地退向“未来”。也正是在这个“危险关头”，“历史天使”意识到所谓的“进步”只是在层累叠积的“废墟”的威逼下不断地退向“未来”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天使”从未转身离去，他的双脚始终是立于“当下”、目光始终是投向“过去”的，我们正是从这里真切地觉察到了流淌于“历史天使”心中的那份永不熄灭的“救赎”冲动。这样一来，“历史天使”就成为一个坚忍地立于由“过去”与“未来”所构成的巨大张力的“当下”不断地凝视“过去”又不断地退向“未来”的“历史主体”。这个“历史主体”始终立于充斥着废墟的“当下”，却也从未放弃过救赎历史的乌托邦冲动。蒂德曼就此指出：“本雅明的天使完全是人性化的，却似乎在面对历史的非人性化时表达了超人性的绝望。尽管他无能为力，他也无法把他的目光从扔在他脚下的废墟上移开。然而这就是人类体验自己的历史之可怕的方式。如果还有什么在推动着人类前进，那是对失去的天堂的记忆。这股乌托邦的力量是一股还没有熄灭的冲动。”[2](P351)人类因着自身的原罪被抛入了历史，从此失去了“天堂”，然而介入历史且负荷着救赎历史使命的“历史主体”却并未失去对“天堂”的记忆。正是凭着这点儿温馨的记忆，作为“历史主体”之化身的“历史天使”才从“天堂”那里为自己觅得了一股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乌托邦力量。 本雅明笔下的“历史天使”是一个既令人着迷又令人困惑的辩证意象。同本雅明持守的那种韵致独异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倘若不理解他述说的那种似乎诡异难辨的“辩证思维”的意趣，同样无法理解他运用其辩证思维所构拟的“历史天使”这个意象。早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本雅明就借着阐发“寓言”这个尚带有思辨性痕迹的概念透示出了一种独特的“辩证思维”的消息：“把寓言这个新概念描写成思辨的仍然是合理的，因为它事实上已被用来提供一个漆黑的背景，这样，象征的光明世界才能被衬托出来。”[4](P131)“寓言”揭示的是思想领域里呈现出来的那种碎片化的“废墟”景观，其旨趣在于为彼在的“光明世界”提供一个“漆黑的背景”；这种“背景”愈“漆黑”，挣扎于其中的个体就愈为强烈地渴慕那个“光明世界”：“在寓言中，观察者所面对的是历史弥留之际的面容，是僵死的原始的大地景象。关于历史的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不适时宜的、悲哀的、不成功的一切，都在那面容上——或在骷髅头上表现出来。”[4](P136)这里所谓“历史弥留之际的面容”，其实指的就是《历史哲学论纲》中的那位“历史天使”从历史中觉察到的“层累叠积，直逼云天”的“废墟”面相。直面“僵死”的“废墟”面相，觉醒了的个体终于把目光投向了那个眺望中的“光明世界”。 本雅明通过这种启示了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辩证思维”，不仅创造性地发明了用以指称流行于17世纪的德国悲悼剧所呈现的那种碎片化特征以及废墟化面相的“寓言”这一概念，而且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1935年提纲)》中明确地道出了“在17世纪寓言变成辩证意象的规范”[5](P22-23)这一谜底，并就此分析了展呈于19世纪巴黎的物质领域里的“废墟”景观：“生产力的发展使上个世纪的愿望象征变得支离破碎了，这甚至发生在代表它们的纪念碑倒塌之前。……在苏醒的过程中让梦幻因素变成现实，这是辩证思维的范式。因此，辩证思维是历史觉醒的关键。实际上，每一个时代不仅梦想着下一个时代，而且也在梦幻中催促着它的觉醒。每个时代自身就包含着自己的最终目的(终结)，而且正如黑格尔早已注意到的，用狡计来展现它。”[5](P29-30)本雅明在这里虽然将他所称的“辩证思维”的源头追溯到了黑格尔那里，但他在根底处并不是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家，而且其著述中也没有诸如“世界精神”之类的“总体性”的概念，难怪具有哲学家气质的阿多诺不无抱怨地指出“本雅明的著作无法达到任何完整性，而是成碎片状”[2](P115)，并将这种“成碎片状”的思维称为“一种对历史的运动在那里停顿并分解为形象的最细小的事物的全神贯注而逃避了永恒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的“凝固的辩证法”[2](P124)。事实上，本雅明并未逃避“永恒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在他那里，“永恒”属于先验的领域，“历史”则属于经验的领域，二者之间永远保持着一种既亲切却又无法弥合的紧张关系。正是为了喻说这种紧张的关系，以完整的“当下经验”作为运思枢机的本雅明才别具匠心地构拟了一个立于“当下”、面朝“过去”、退向“未来”的“历史天使”意象。对于这个包蕴本雅明历史观全部秘密的“辩证的意象”，阿多诺却未曾理解它的幽趣。与此相比，阿伦特则看到了本雅明这位从“唯物主义”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最奇特的马克思主义者”[7](P152)的“最奇特”之处。她认为，本雅明是以一种诗人的气质来进行哲学思考的，当他以这种“诗意地思考”对并非随意撷取来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弥赛亚主义、超现实主义、德国浪漫主义等)进行吸纳时，同时也对它们作了一种富有个性的“隐喻性”转换。阿伦特颇为中肯地写道： 隐喻是一种途径，通过它，世界的统一性(oneness)被诗意地表达出来。理解本雅明之所以如此困难，就在于尽管他不是诗人，但他诗意地思考，由此必然会把隐喻当成语言对我们的伟大馈赠[7](P156)。 所谓“隐喻性”的思想，就是给无形的思想赋予一种具体可感的形式，这种“诗意地思考”善于将真切的生命体验转换为富有思想内涵的意象；这种意象看似是“非辩证”的乃至“暧昧”的，事实上却以另外一种形态演述了“辩证思维”的韵致。本雅明指出：“暧昧是辩证法的意象表现，是停顿时刻的辩证法法则。这种停顿是乌托邦，是辩证的意象，因此是梦幻意象。”[5](P22)事实上，正如本雅明阐发的整个“巴黎幻境”就是一个启人深思的“辩证的意象”，他寄予厚望的“历史天使”同样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辩证的意象”。 在本雅明笔下，“历史天使”既面向“过去”，又不完全属于过去；既退向“未来”，又不完全属于未来。他断然立于富有救赎潜能的“当下”这个交叉点上，同时向“过去”与“未来”保持着开放。“历史天使”所采取这种“暧昧”的姿态，恰恰是本雅明所致力的那种充满巨大张力的“辩证法”的“隐喻性”呈现形式。正是在这种呈现形式里，本雅明既保存了完整的“当下经验”，又为这个作为“危险关头”的“当下”赋予了“救赎”的维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