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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雅明从其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出发，构拟了“历史天使”这一“辩证的意象”。“历史天使”的底蕴在于，作为本雅明心目中的“历史主体”，他立于由“过去”与“未来”所构成的巨大张力的“当下”，意识到自己仍是历史中的个体，终究无法像“弥赛亚”那样完全摆脱历史之维的制约；与此同时，他也晓得，自己毕竟已从“弥赛亚”那里领受了“唤醒死者、弥合破碎”的天职，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委顺于那废墟化了的历史。于是，这位挣扎于历史与永恒之间的“救赎者”与“失败者”便成为一位同本雅明一样带有忧郁气质的人物。 关 键 词：本雅明/历史天使/辩证的意象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北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领军人才培育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秀昌，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孙秀昌(1970- )，男，河北省景县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美国学者沃林在《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一书中认为，“历史天使”“或许是他全部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喻象”[1](P4)。其实，“历史天使”这个意象(喻象)蕴藏着本雅明历史观的全部秘密，诚如他的好友朔勒姆所言：“瓦尔特·本雅明的天才全都集中在这个天使身上。”[2](P261)若继续探问，我们就会发现，本雅明阐说“历史天使”的底据乃是其自出机杼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进而言之，若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本雅明那里的独特意味，也就无法解开笼罩在“历史天使”这个辩证意象上的种种谜团。 一、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 本雅明是一位以“历史唯物主义者”自居的思想家，他在生前写就的最后一篇文字《历史哲学论纲》中格外强调了“当下”这一概念，并有意与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区别开来：“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没有“当下”的概念。所谓‘当下’，不是一种过渡，而是时间的停顿和静止。正是这样一个‘当下’的定义，历史唯物者得以书写自己的历史。历史主义给予过去的是一个‘永恒的’形象；而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则是对过去的独特体验。”[3](P48) “历史主义”试图将充满诸多可能性的人类历史抽空成由无数因果联系、前后相续的事件组构的线性发展的历史，这种线性发展的历史观营造了一个无限进步的“历史幻境”，进而将鲜活的“过去”以及转瞬即成“过去”的“当下”风干成通向“历史幻境”途中的某个注定了的环节。这样一来，“过去”与“当下”就变成了自动流淌的物理时间中的某个不能自主的动点，那些为无限进步的“历史幻境”所魅惑的人们也就变成了被注定了的因果链条拖着走的行尸走肉。强调“对过去的独特体验”的本雅明显然不同意这种“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在他看来，“当下”是为个体主动介入与抉择着的某个时刻，个体在这个时刻挣脱了“时间”的裹挟，嵌入了属己的“独特体验”，因而“当下”不再是毫无人文意义的“过渡”环节，那似乎自动流淌的物理时间也在这个时刻出现了“停顿和静止”，并因此而被主动介入与抉择的个体赋予了历史意义。当个体带着这样的“当下观”回溯曾经作为属己的“当下”而存在的“过去”时，那“过去”不再是某个死掉了的“‘永恒的’形象”，毋宁说，它就是嵌入了属己的“独特体验”的活生生的“当下”，正是这样一个个活生生的“当下”，谱成了“历史唯物者”所书写的属己的历史。这种属己的历史，自然不再是“历史主义”者那里被某种所谓的“因果联系”所注定了的历史了。本雅明就此指出：“历史主义为在不同时刻之间建立起了因果联系而自得。然而，没有哪个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是因此而具有历史意义的。它后来之所以成为历史事件，恰恰是因为它在以后的千百年间，经历了诸多和它毫不相干的事件。一个以此为出发点的历史学家……便建立了一个当下的概念，在这个作为‘现在’的当下概念中，充满了弥赛亚时间的碎片。”[3](P50)可以说，将富有历史意义与拯救潜能的“当下”从那似乎注定了的因果之链中解脱出来，乃是本雅明所持守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底蕴所在。 事实上，本雅明所强调的“当下经验”乃是他毕生精神求索的辐辏点。1918年，年仅26岁的本雅明在《未来哲学论纲》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关注“当下经验”的心愿：“和一切伟大的认识论一样，康德认识论所面临的问题具有两面性，而康德只是成功地对其中的一个方面给予了有效的解释。所谓两面性，首先是恒久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其次是短暂经验的完整性问题。……就其总体结构而言，当下经验还从来不曾作为某种具有独立的时间意义的事物，展现在哲学家面前。对康德来说也是如此。”[3](P19-20)本雅明的运思是以解决康德认识论所面临的难题为契机的。在本雅明看来，康德认识论所面临的问题具有两面性，他从其先验人学的视域只能解决“恒久知识的确定性问题”，至于“短暂经验的完整性问题”在他那里便成为一个无解的难题，而这个难题恰恰是关注“当下经验”的本雅明所萦怀于心的。可以说，将“作为某种具有独立的时间意义的事物”的“当下经验”完整地“展现在哲学家面前”，是本雅明从踏上思想之旅的那一刻起就为自己确立的一项有别于先哲的任务。他在《未来哲学论纲》的开篇颇为自信地写道：“未来哲学的核心任务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我们对伟大未来的预期给予最深刻的提示，并通过与康德学说的融通将其转化为知识。”[3](P19)所谓“与康德学说的融通”，乃意指主动将自己置于“当下经验”与先验之维所构成的巨大张力间的本雅明，试图以“当下经验”为纽结点来解开康德认识论的难题，并试图通过建构起“经验连续体”[3](P26)来解开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形而上学难题。在本雅明的期待中，“伴随着知识概念的改变，不仅是经验概念，就连自由概念也将经历一场决定性的变革”[3](P26)。我们看到，本雅明对“未来哲学”的这一构想，自始至终贯穿于其精神探求的各个时期，并为其充满时代感的文字奠定了一层悲郁的底色。 本雅明所强调的“经验”并非那种机械化、数量化的“经历”(“伪经验”)，而是一种刻骨铭心且带有质感的“真经验”。在本雅明那里，这种“真经验”的核心意蕴说到底是一种“废墟”意识。1925年，他在申请教授职位的资格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篇长文在当时却遭到了拒绝，1928年才得以正式出版)里，首次以“寓言”这一“解释现代艺术的钥匙”(卢卡奇语)揭示了盛行于17世纪德国的巴罗克悲悼剧的碎片化特征，指出这种悲悼剧“从一开始就是以寓言的精神作为废墟、作为碎片而构思的”[4](P196)，并就此阐发了这种巴罗克艺术之所以崇拜废墟的缘由：“悲悼剧舞台上自然——历史的寓言式面相在现实中是以废墟的形式出现的。在废墟中，历史物质地融入了背景之中。……寓言在思想领域里就如同物质领域里的废墟。这说明了巴罗克艺术何以崇拜废墟的原因。……作为废墟而展现在这里的，具有高度意指功能的碎片，那片残余，事实上，是巴罗克创造的最精美的材料。”[5](P146-147)在本雅明看来，“废墟”指的是思想世界与物质世界在“灵光”(Aura，也译为“灵韵”、“灵晕”、“光晕”、“光辉”)消失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碎片化的征候，而“寓言”就是对隶属于思想世界的巴罗克艺术因着其“光辉的缺场”而呈现出来的碎片化征候的一种命名。本雅明就此指出：“以前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种文学以其幻觉般的精湛技巧把那种光辉从其作品中如此彻底地清除出去，那种光辉具有一种超验的效果，曾一度被正确地用来界定艺术的本质。可以把这种光辉的缺场说成是巴罗克抒情诗最鲜明的特点之一。”[4](P148) 如果说《德国悲剧的起源》的旨趣在于以“寓言”来揭示本雅明所“经验”到的思想领域里的“废墟”，那么从1927年至其自杀(1940年)之前一直盘桓于本雅明脑际的“巴黎拱廊街研究计划”的旨趣就在于揭示物质领域里的“废墟”了。1935年，他拟定了一份题为《巴黎，19世纪的首都》(起初拟订的标题是《巴黎拱廊：一个辩证的意象》；1939年，他应霍克海默的要求对这份提纲作了进一步的修订)的研究计划。在这项以巴黎拱廊为中心而展开的研究计划中，本雅明借着充斥商品拜物教气息的巴黎拱廊、世界博览会等景观揭示了“市场幻境”的秘密，借着“居室”对新技术与新经济的抗拒以及“青春艺术派”装饰对“居室”的消灭述说了“居室幻境”的命运，借着奥斯曼对巴黎的改建以及巴黎公社时期的街垒战和巴黎焚城等新行为分析了“文明本身的幻境”，指出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形形色色的物质世界到头来却只是一片支离破碎的“废墟”。本雅明就此写道：“在19世纪，生产力的发展促成种种创作形式从艺术中解放出来……在这个时代产生了拱廊和私人居室、展览大厅和全景画。它们是梦幻世界的残存遗迹。……随着市场经济的大动荡，甚至在资产阶级的纪念碑倒塌之前，我们就开始把这些纪念碑看作废墟了。”[5](P29-30)本雅明是一位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的思想家，他从一开始就对资产阶级营构出来的诸种“幻境”作着“残酷的思考”(布莱希特语)，并一语道破了资产阶级文明的“废墟”性。在这一点上，他同持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一样，从未对看似辉煌的资产阶级文明史抱有任何幻想。本雅明敢于直面历史“废墟”的立场和勇气，在《历史哲学论纲》的这样一段话中得到了颇为集中的阐释：“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是一份野蛮残暴的实录。正如任何文明的记录都不可能免于野蛮残暴，文明从一只手向另一只手转移，传递的方式同样被野蛮和残暴玷污了。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者避之唯恐不及。历史唯物主义者视与历史保持一种格格不入的关系为己任。”[3](P42)在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由资本的疯狂扩张与贪婪掠夺所带来的那种野蛮残暴的面相显得尤为狰狞可憎。其实，马克思早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就道出了资本家靠剥削剩余价值来压榨无产者的秘密，并指出了资本在从原始积累到殖民剥夺再到战争掠夺的嬗演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贪婪本性：“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P839)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汲取过运思智慧的本雅明虽然并未以资本为辐辏来揭示资本主义文明的内部矛盾及其嬗演轨迹，但他以其诗人的气质从“野蛮残暴的实录”中同样敏锐地嗅到了一股难闻的“废墟”气味。可以说，“废墟”意识既是命运多舛的本雅明刻骨铭心的“当下经验”的内核，又是他借着这一“当下经验”书写“历史唯物主义者”自己的历史的枢机之所在。 当然，确认历史是由立于“当下”而经验到的一个个“碎片化”的“废墟”层累叠积起来的“幻境”，并非意味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必然导致绝望。不过，本雅明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将每一个“当下”都视为个体直面“废墟”的“危险关头”，正是在这样的“危险关头”，个体才为自己赢得了立于“废墟”之上吁求“救赎”的契机。在本雅明看来，“当下”并不是缠缚于因果链条之上的“事件”，而是“充满了弥赛亚时间的碎片”。由这种“当下观”来反观人类的历史，拯救“当下”同时意味着拯救“过去”，因为从因果链条之上挣脱出来的“过去”同样是曾经充满着“救赎”潜能与具有历史意义的“当下”：“对过去的看法同样和救赎的观念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历史最为关切的。过去携带着一份秘密清单，并据此指向救赎。”[3](P39)若想把“过去”转换为指向“救赎”的“当下”，自然不能像“历史主义”所许诺的按照所谓“实际所是的那样”去认识它，这种烙有“科学主义”胎痕的历史观剥夺了人选择属己的历史的权利，最终也抹去了曾经的“当下”所赋有的历史意义。本雅明所希望的显然是另外一种“过去观”：“历史唯物主义希望当过去的图像在危险关头不期然地显现在历史主体面前时将其牢牢把握。……能够在过去(的灰烬)之中煽起希望之火花的唯有这样一种历史学家，他坚信，假使敌人获胜，连死者也不得安宁。而敌人从来不曾服输。”[3](P41)在本雅明看来，“过去的图像”是在“危险关头”向“历史主体”不期然地显现并被历史主体牢牢把握的，也正是在这一时刻，“过去”以其“废墟”的面目燃起了“希望之火”。透过上述这些言语，我们显然从中觉察到了那发自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末世论、启示论的消息。所谓“危险关头”，指的就是那末日审判的时刻。在这一迎接“救赎”的时刻，“过去的每时每刻都将变成‘今日法庭上的证词’。那一天便是最后审判日”[3](P39)。关于本雅明由立于“当下”这一“危险关头”而迎接“救赎”所透示出来的末世论、启示论的消息，沃林的一个说法颇值得参考：“从最早的理论活动开始，末世论主题就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这又有什么值得困惑的呢？实际上，从青年时代到成熟时期，他的著作始终贯穿着一种深沉而急迫的启示论精神。”[1](P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