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释： ①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学不过是符号学这门总的科学的一部分。”见费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8页。而罗兰·巴特(又译巴尔特)反其道之，认为：“符号学乃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是具体负责话语中大的意义单位的那部分。”见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尽管对符号学有不同的界定，但是较为宽泛的符号学包括语言、形式、符号形态、符号结构、叙述等问题，参见Paul Cobley ed.,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Routledge,2010. ②③④⑤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0、71、6页。 ⑥⑦[苏联]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王景生、季耶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151页。 ⑧⑨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349页。 ⑩(11)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萍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172页。 (12)钱中文：《理论是常青的——论巴赫金的意义》，载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1页。 (13)(14)赫拉普琴科：《审美符号的本性》，载《赫拉普琴科文学论文集》，张捷、刘逢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250页。 (15)斯捷潘诺夫、尼古拉耶夫：《编辑说明》，载《赫拉普琴科文学论文集》，张捷、刘逢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6)(19)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5页。 (17)(18)Fredric Jameson,Marxism and For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p.401,p.416. (20)Mieke Bal,"Introduction to Volume III",in Mieke Bal ed.,Narrative Theory.Vol.III.Political Narratology.Routledge,2004,p.2. (21)Scott Simpkins,Literary Semiotics:An Critical Approach.Lanham:Lexington Books,2001,p.5. (22)傅其林、冯春天：《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学术交流》2014年第12期。 (23)C.F.Terry Eagleton & Drew Milne eds.Marxist Literary Theory:A Read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6. (24)不过，一些汉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比较关注的，如皮克维兹(Paul Pickowicz)的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麦克道戈(Bonnie McDougall)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翻译与文本阐释，等等。C.F.Fu Qilin,"The Reception of Mao Zedong's Yan'an Talks in the English Scholarship",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Volume 17 Issue 1(March 2015).更为可贵的是，汉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佛克马和易布思1977年在伦敦出版的著作《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尤其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视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作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参见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25)(26)毛泽东：《在延安座文艺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858页。 (27)(28)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3、126页。 (29)赵元任：《符号学大纲》，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8页。 (30)赵元任：《语言与符号系统》载《赵元任全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65页。 (31)钱中文、冯宪光的研究具有代表性。钱中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以及法国、苏联符号学的研究中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尤其推进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符号维度建构，他认为：“审美意识在长期发展中积淀了人的生存感受与感悟。先在口头语言的形式中获得表现，成为一种审美意识形式；其后融入了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字，融入了具有独特的节奏、韵律的诗性语言的文字结构，使得审美意识获得了书写、物化的形式，特别在话语、文字多种结构的样式中，显示了与生俱来的诗意的审美与社会价值、意义、功能的复式构成的基本特性，以及它们之间高度的张力与平衡，最后历史地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意识形态，试图找回文学本质特性探讨和文学观念形成中的历史感。”参见钱中文《文学意识形态与不是意识形态论引起的论争——兼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中外文化与文论》2007年第14辑。冯宪光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语言符号学思想，不断推进从认识论到语言符号论的转型，结合汉语结构特征，力图“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审美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理论”。参见冯宪光、马睿《审美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32)(33)赵元任：《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77、87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