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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较为宽泛的符号学视角，从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复杂纠结、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模式来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与阐释效力的问题。笔者认为从符号学维度来审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体现出“集体的失语”状态。如何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话语的阐释力，如何建构具有当代合法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瓶颈问题。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符号学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化研究——以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为重点”(12AZD09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傅其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国内、国外都面临着失语的危机。原因复杂多样，其中之一是文学阐释的合法性问题。这既意味着理论本身的话语力量，也意味着理论抓取文学现实的效力。可以说，文学理论的阐释力关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未来的命运。从世界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虽然危机不断，但是在与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语言符号学的现代遭遇中以新的形态与强有力的阐释力量奠定了合法性地位，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理论话语空间的重要维度，在当代文学实践活动中仍然熠熠生辉。这种发展的、创造的、对话的理论姿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的合法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诸多启示。本文仅从较为宽泛的符号学①(语言、形式、叙述、结构等符号学元素)视角来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与阐释效力的问题，从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复杂纠结、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模式来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缺失，并试图寻找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三条本土化路径。 一、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纠结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文学实践相结合的话语，在中国文学阐释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一段时期内是文学阐释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社会经验转型、知识话语的推进与文学实践的变迁，已有的话语体系的阐释力日益枯竭。这不独是理论不关注实践的问题，而且是理论本身的阐释力的问题，是理论的真正对话性的丧失的问题，是理论本土化的缺陷问题。我们在实践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时候忽视了后者与符号学的复杂纠结，而这种纠结不断推动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转型。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符号学看似各自独立，彼此不相往来，一个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强调物质实在与社会存在的基础性，一个以符号体系为要旨，注重符号意义的规则阐发。不过，两者实则生死纠缠，相见恨晚又彼此敌视，彼此纠结在一起。不论是敌视，还是批判与吸收，皆具有对话性。列宁、托洛茨基、巴赫金、赫拉普钦科等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纠结中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文艺理论。 列宁与符号学发生过激烈的对话，他在批判符号论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阐发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哲学体系，确立了反映论和实践论文艺思想。奥地利学者马赫的作为感觉复合的物体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彭加勒的思想和俄国数学家尤什凯维奇的观点都倾向于实证论和符号学。列宁认为，马赫把“恒定的核心”对身体的中介作用视为感觉的形成机制，由此物质成为贝莱特所谓的“赤裸裸的抽象符号”。②彭加勒的符号学思想认为，自然规律是人为了“方便”而创造的符号、约定，“彭加勒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多数人或所有人都承认的东西叫做客观的东西”。③尤什凯维奇则提出了“经验符号论”，发表了《从经验符号论观点看现代唯能论》一文。这些马赫主义者追求经验实在论，重视符号形式与规律，强调“逻辑的先验”，追求数学的函数关系表达，寻觅因果论的“一切形式”，事实上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是列宁对之进行尖锐的批判，认为这些观点“幼稚得惊人”，“纯粹是无稽之谈”，否定了唯物主义的客观真理，转向了唯心主义，“我们的尤什凯维奇之流天真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把一种什么‘符号论’当做真正的新货色，可是稍微有点学识的哲学家们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转到批判唯心主义的观点上去了!因为这种观点的实质并不一定在于重复康德的说法，而是在于承认康德和休谟共同的基本思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从主体、从人的意识中而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某些‘经验的条件’，引出某些原则、公设、前提。”④因此，列宁以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彻底否定了具有符号学特征的马赫经验主义思想，甚至否定了后者的基本概念，“恩格斯并没有说感觉或者表象是物的‘符号’，因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应该用‘映像’、画像或者反映来代替‘符号’。”⑤列宁所设立的反映论与符号论的基本界限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可以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基本哲学立场与政治立场，影响到俄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符号学、形式论的长期论战。 在激烈的复杂的论战中，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获得了发展，产生一批重要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论著，较为典型的是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等。托洛茨基1923年出版的杰作《文学与革命》的第五章即是“诗歌的形式主义学派与马克思主义”，较为鲜明地在文学理论层面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符号学的问题。他延续列宁的思路，认为形式主义学派是唯心主义艺术理论，“对于他们来说，太初为词。而对于我们来说，太初为事。语词出现在事件之后，有如它的有声的影子。”⑥但是托洛茨基与列宁断然拒绝的姿态不同，他充分地认识到形式主义学派的重要性，认为形式主义者的一些探索工作是完全有益的，“在宣布形式是诗的实质之后，这一学派将自己的任务归结为对诗歌作品的词源与句法特征的分析(实质上是描述性的、半统计性的条件)，归结为对重复出现的元音与辅音、音节、修饰语的计数。这个被形式主义者‘不按规矩地’称之为诗的科学或者诗学的局部工作，无疑是必要的、有益的。”⑦可以说托洛茨基的文学观整合了形式主义符号理论的积极元素，形成了具有形式与社会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等著述仍然持续对形式主义进行深入批判，展开“正面交锋”，指出其唯心主义错误，但是他充分认识到形式主义的贡献，所以巴赫金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也应该感谢形式主义者，感谢他们的理论能够成为严肃批判的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础能在批判过程中得到阐明，变得更加坚实。”⑧他在批判西方各种类型的形式主义语言学时候，尤其关注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注重符号内在联系与逻辑规则的符号学观点。他在彼此的交锋中融合了语言哲学，重建了形式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创造性地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意识形态论的符号学基础。如果说任何话语都具有对话性，那么语言的意指产生过程始终联系着特有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完全由经济基础所决定。话语内含着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也具有符号性：“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⑨文学的意识形态使“物体转换成了符号”。由此，文学作品、话语、符号意指与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于具有与语言符号学对话的因素，使得其理论获得了创新性和深刻的阐释力，甚至获得了符号学领域的高度认同。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托多罗夫在评价巴赫金时认为，“米哈伊尔·巴赫金无疑是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里最重要的苏联思想家，文学界最伟大的理论家”，⑩他超越关注人的文体学和强调抽象语法形式的结构语言学，注重语言与历史的相互影响，超越了“形式与内容这个僵死的二分法，建立了意识形态里明确的分析方法”。(11)钱中文在《巴赫金全集》中文版的长篇序言《理论是常青的——论巴赫金的意义》中揭示了巴赫金符号学的重要地位，他在伊凡诺夫的论断的基础上总结说：“巴赫金的符号学观点提出于二十年代，而我们知道，符号学作为一个热门话题则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12) 20世纪60年代以后，俄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改革的浪潮中不断切入符号学领域，逐渐改变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敌对关系，不仅涌现出颇具影响力的符号学流派塔尔图学派，而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符号学的融合。赫拉普琴科的探索具有代表性，他提出的“综合艺术形象”的概念充分地整合了符号学的思想。他沿着列宁反映论的思路，对符号学本体论进行批判，但是认识到符号和符号系统在人的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因而认为“艺术形象和审美符号的相互关系，是文学和艺术符号学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13)综合艺术形象强调现实的基础性、独一无二的创造性以及强有力的概括性，而审美符号强调约定俗成的规则、意义结构的恒定性、符号与对象的替代性，因而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赫拉普琴科看来，两者有密切的联系：“审美符号的产生，有赖于艺术概括的需要，而在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中，这些符号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的、典型的东西的体现保持着特殊的联系，另一方面作为超感性的和非现实的东西的固定观念的标志而出现，作为那些用来替代生活的真正图景的条条和框框而出现。这两个过程相互之间经常互相交织和发生碰撞。”(14)正是在历史结构与符号学的严肃的对话性中形成发展的“历史诗学”，使赫拉普琴科成为“苏联语文学科公认的带头人和国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之无愧的全权代表”。(15) 可以看到，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长期与符号学保持着迷漫硝烟的交锋，这种严肃的对话性既促进了苏联符号学的繁荣，又迎来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机和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