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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 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激烈地敌视符号学，而是积极地介入符号学话语、思维机制与学科意识之中，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詹姆逊的态度具有代表性，“以意识形态为理由把结构主义‘拒之门外’就等于拒绝把当今语言学中的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我个人认为，对结构主义的真正的批评需要我们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16)这种严肃的“拿来主义”形成了具有活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成为影响马克思主义疆域之外的文学阐释力量，既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与转型，又带来了阐释文化现实的深刻性、敏锐性、有效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开放的对话姿态积极介入符号学，获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力，不仅对文学文本的符号体系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把握，洞悉了文学的内在特征，更触摸到复杂的符号体系与社会历史的辩证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社会符号学、历史符号学、政治符号学等核心领域，促进了符号学本身的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而产生的关键词语、话语体系、文学批评实践丰富复杂，既独特又新颖，既有结构主义符号学介入下的阿尔都塞学派形态，也有与语义学融合的沃尔佩模式，既有哈贝马斯基于普通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基础的交往理论、克里斯蒂瓦的女性主义符号学，又有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等视野下的列斐伏尔、罗兰·巴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符号学、符号政治经济学、大众文化符号学，既有威廉斯的符号体系的意义生产理论、伊格尔顿的文本生产理论，又有詹姆逊的作为“社会的象征(符号)行为”的文学观念。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对话性的融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形成，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生机。这里以詹姆逊为例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所带来的创造性。詹姆逊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两本著作奠定了美国马克思主义与语言符号学对话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梳理了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布洛赫、卢卡奇、萨特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对于形式的关注与辩证的阐释，这为詹姆逊确立新型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奠定了基础。詹姆逊挪用了歌德和洪堡从普罗提诺那里发展而来的“内部形式”概念，确立了具有形式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内部形式”的概念“犹如在辩证过程中由此一时刻向彼一时刻运动一样，它在时间中从外部形式向内部形式运动，因而它所强调的是解释本身的运作机制。这样，批评家就被召回到自己过程中来，这种过程是在时间中展开的形式，也是反映批评家自己的具体社会和历史情景的形式”。(17)基于形式符号辩证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解读当代文化作品获得了有效性，因为这些文化作品不再是过去的现实主义类型，而是“一种几乎被忘记的代码中的符号，甚至是本身不可识别的疾病的征兆，是我们久已失去感官来察看的一个总体的碎片”，(18)因而这种文化作品呼唤着符号学的破译与诊断。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通过对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的清理，既看到语言符号模式的困境，也充分认识到其阐释效力。他在格雷马斯的符号意义理论中寻找到具有意味的概念“转码”来建构形式结构与历史、意识形态的复杂机制，“真实就是转码，就是一种代码调换为一种代码——我本人却更倾向于说(根据格雷马斯一个类似的说法)真实—效果，包括、或者说来自这样一种概念变换”，(19)这样就从永恒的结构框架中解放了出来，既解救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困境，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话语力量。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包含着鲜明的符号学维度，其对政治无意识的洞察，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揭示，对电影的地缘政治美学分析，无疑展示出阐释的犀利性与创造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不仅批判索绪尔模式的符号学和皮尔斯模式的符号学，而且也吸收了这两种经典符号学的成果，并对更为多样化的符号学做出独立的思考，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阐释力量，而且成为世界符号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波兰马克思主义者沙夫的符号学思想成为世界符号学领域的重要成果，得到国际符号学界的关注。在2004年由米克·巴尔(Mieke Bal)主编的四卷本《叙述理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叙述学、符号学模式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领域，被称之为“政治叙述学”，因为“叙述理论本身是政治的”(20)。政治叙述学占据了整整一卷，涉及到对关涉/修辞、政治、意识形态、欲望、时间等方面的叙述学、符号学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90年代所兴起的后经典叙述学与“批判符号学”(critical semiotics)(21)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已在经典叙述学最具生产力的时期所做的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还随时保持着与新兴的文学理论、哲学社会文化思潮的对话，这为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态度和方法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较为有效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的多维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