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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众娱乐文化与明清通俗小说的崛起——兼论明代通俗小说史“近两百年空白”一说(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江苏社会科学》 冯保善 参加讨论

    二、明清通俗小说的大众娱乐文化商品属性
    关于明清通俗小说的特质,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了专门深入的研究探讨,如陈大康《论通俗小说的双重品格》指出:“规模宏大与读者众多的特点,决定了通俗小说须得经过中介环节书坊方能广泛传播的特殊性,否则作者的创作目的无法最后完成,创作也难以继续向前发展,这就意味着通俗小说同时具有精神产品与商品的双重性格。精神产品的生产结束于创作完成之时……只有经过流通到达读者手中时,精神产品的价值才能随着商品价值的实现而实现。从这一角度考察,通俗小说的发展实际上是精神产品与商品相结合的不断再生产。”(12)萧相恺《中国通俗小说的本质特征》更具体论析了明清通俗小说鲜明的平民性、颇重的娱乐性、极强的商品性三大特征,指出:“其平民性的表现则在上述三个方面:语言的口语化;内容的通俗化;精神的平民化。语言的口语化和内容的通俗化,实都为精神的平民化”,“娱乐性品格,表现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则是它比一般的雅小说更多地强调故事的新奇刺激,情节的离奇曲折……给人娱乐、让人消遣”,“通俗小说本身乃是一种商品,这就决定了它的制作、出版乃是一种商业行为”(13)。
    明清通俗小说商业出版的生产渠道,决定了其最基本的特质,是其作为文化商品的属性;而文体上通俗化的题材形式与休闲娱乐的性能,皆隶属于这一本质特征,服务于这一基本属性。这一基本特质对于通俗小说创作生产影响甚巨,诚如有学者所说,书商出版小说,“影响了小说的创作与小说的品格。为迎合读者的喜好,很多书坊都以‘新刻’、‘全本’、‘京本’、‘官板’、‘增补’以及‘绣像’、‘音释’等标榜,吸引读者,这刺激了小说文本的发展变化。而书商的商业利益也影响了小说的题材,成为小说编创的一种动力。”(14)出版商自己(或由他们组织)的小说编创概莫能外,即使是作家个人创作,也不能完全脱离商业出版导向的制约,进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接受通行小说的做法,具有“适俗”的性能。以个人独立创作的典范《红楼梦》为例,我们且看作者的夫子自道:
    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少,爱看适趣闲文者多。历代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者,不可胜数。再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淫滥……竟不若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耳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总一时少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馀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15)
    所谓世人“喜看理治之书者少,爱看适趣闲文者多”,这是作者对小说读者阅读心态的客观把握,也是其小说创作不能不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作者虽然标榜其“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但“可以消愁破闷”、“可以喷饭供酒”、“当那醉馀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云云,又分明昭示了其“适俗”娱众的追求。《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叙写,茗烟因贾宝玉终日不快,“因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顽烦了的,不能开心,惟有这件,宝玉不曾看见过。想毕,便走去到书仿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此段文字,其实也反映出作者对通俗小说文体特性的准确认识。而不似“历代野史”、“风月笔墨”及“佳人才子等书”之一味媚俗,而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耳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其新颖的内容——“竟不若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全新的描写——“令世人换新眼目”,以此“导俗”,引领读者的阅读,则显示了作者的高超,成就了其书的伟大。
    在小说作品的序跋识语评点中,对于小说的娱乐休闲解闷性能,更是多有阐发揭示。如明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云:“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明西湖渔隐《欢喜冤家叙》云:“其间嬉笑怒骂,离合悲欢,庄、列所不备,屈、宋所未传。使慧者读之,可资谈柄;愚者读之,可涤腐肠;稚者读之,可知世情;壮者读之,可知变态。致趣无穷,足驾唐人杂说;诙谐有窍,不让晋士清谈。”清李渔《古本三国志序》云:“如《演义》一书之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拊髀扼腕,有志乘时者读之而快;据梧而壁无情用世者读之而亦快也。”清褚人穫《封神演义序》云:“此书直与《水浒》、《西游》、《平妖》、《逸史》一般诡异,但觉新奇可喜,怪变不穷,以之消长夏、祛睡魔而已。”均对通俗小说之娱乐休闲性能进行了揭示。有趣的是,清人张潮《心斋杂组》卷上有一则文字,以小说比药,谓:“小说传奇,味甘性燥,有大毒,不可服,服之令人狂易。惟暑月神气疲倦,或饱闷后,风雨作恶,及有外感者,服之能解烦消郁,释滞宽胸,然不宜久服也。”其虽然对通俗小说存在严重偏见,比喻也不无偏颇,却也形象地道出了小说“解烦消郁,释滞宽胸”的娱乐休闲性质。
    出版商以追求赢利为直接目的,出版经营着其小说产品。小说出版物最本质的特征,便是其鲜明的商品属性。明代通俗小说正是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而勃兴,并迎来了它的繁盛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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