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文本解构的游戏 解构一词的英文是“deconstruction”，其中的“de”表示否定，而“con”又是肯定，二者的并置很好地命名了解构修辞寻求差异的运动。如果从统一性的角度，也就是从deconstruction一词整体含义来看，解构无非就是指要把完好的文本弄成支离破碎的片断或部件，但是当我们深入剖析这一词语，或者说进入解构修辞内部就会发现，解构与建构是同时发生的：“实际上，鉴于‘解构批评’是运用修辞的、词源的或喻象的分析来解除文学和哲学语言的神秘性，这种批评就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它与它的分析对象具有同样的性质。它非但不把文本再还原为支离破碎的片断，反而不可避免地将以另一种方式建构它所解构的东西。它在破坏的同时又在建造。”[7](P131)所以任何一种对文本的阐释，都是一次游戏过程，包括解构批评自身，都是在解构-建构的悖论中完成这一游戏。 将解构的过程看成是读者对文本随心所欲的阐释，是对耶鲁学派文本理论严重的误解。对此，德曼、米勒等人经常提醒人们，解构首先是文本自身差异的运动，如米勒所言：“各种各样的意义并不是读者将自己的主观解释任意强加给作品的结果，相反它们受作品文本的制约，在那个意义上它们有确定的范围。”[10](P45)文本自身的意义由于修辞的原生性而具有不确定性，但是读者在与文本接触的瞬间是有确定性的，这是由读者自身的特点造成的，也正是这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遭遇导致了德曼所说的“盲识与洞见”，读者从文本中得到的解释只能是从某个角度的透视，因而是片面的，文本在向读者敞开的同时也必然掩盖了一些东西。文本自身是混杂而多元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包含着大量自我解构的因素，所以，德曼指出：“解构不是我们添加到文本中的某种东西，而首先是构成文本的某种东西。一个文学文本同时肯定又否定它自身修辞模式的权威性……”[6](P17)将文本视为修辞的产物，那就意味着文本同时具有建构和解构的成分，在日神式的冲动中，修辞为文本赋形，拟构一种秩序；但是在酒神精神的推动下，修辞又同时展示了另一种或多种可能性，使这种秩序瓦解；然后，在语言的废墟上，重建又开始了……这正是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游戏”，也是尼采“生成的游戏”，以及德里达“意义的自由游戏”，而强调文本的修辞原生性和自我拆解性，正是德曼等人所重视的“解构的游戏”。 首先要强调的是，文本中的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对抗，导致文本的自我解构。在《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一文中，米勒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位批评家的语言中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任何一篇文学文本内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批评文本同诗歌作品并不是对称的关系，以及一首诗同其先前的作品都有歪曲偏离的关系，解构主义解读是一种“寄生性”解读，它与单义性解读一同坐在文本这一食物旁分而食之。单义性解读与解构主义的解读之间是寄主和寄生物的关系，但这并意味着主人与客人的二元对立，它们与文本构成一种三角关系，二者之间“是主人兼客人，主人兼主人，寄主兼寄生物，寄生物兼寄生物”，单义性解读总是包含着解构主义的解读，而解构主义解读也绝不可能摆脱它试图对抗的形而上学解读。[7](P103)单义性解读是和形而上学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相联系的，这种解读将文本看成一个有机统一体，试图接近文本中永恒的真理；而虚无主义则作为解构主义的标签而出现，它是隐居在形而上学内部的一个幽灵。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在自身内部始终包含着自己的寄生物虚无主义，形而上学总是要摆脱虚无主义的纠缠，但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没有寄生物，寄主也就不存在，形而上学的成立恰恰是在妄想与虚无主义划清界限的过程中将自己的形象建立起来的。所以任何文本中必然都存在着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正如尼采所言，最高价值观念总是在贬低着自身，形而上学在建立理性大厦的时候，总是以厌恶和恐惧的心理同虚无主义保持距离，但这一“距离”就像磁铁的引力一样在大厦不断加高的同时将虚无主义带在身旁。 不过，米勒指出解构主义并不等于虚无主义，他说：“‘解构主义’既非虚无主义，亦非形而上学，而只不过就是作为阐释的阐释而已，即通过细读文本来清理虚无主义中形而上学的内涵，以及形而上学中虚无主义的内涵……‘解构主义’程序，把幽灵和寄主的关系颠倒，玩弄语言游戏的游戏，这样就可能超越虚无主义通过形而上学以及形而上学通过虚无主义而产生的反复增殖。”[7](P109)解构主义的任务就在于把文本中的寄生性关系揭示出来，即文本中的形而上学及其颠覆性对应物的盘根错节，纠缠不清，这就是认定文本是异质共生的并且是自我拆解性的：任何解读包括解构主义的解读都有可能划定文本的形而上学领域，虚无主义则从旁嘲弄任何固定下来的价值，这正是文本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所致，每一种意义都有可能成为中心，于是每一个中心都会被其它中心所取代，确定性与虚无性总是相生相伴的。这也表明解构主义并不只是意指单纯的“解构”，而是包括“解构-建构”的双向修辞过程，解构的这一特点首先是文本自身的修辞性所致，然后在修辞性的阅读活动中得以彰显。 抛开形而上学问题，文本自我解构的游戏乃是修辞的游戏，米勒形象地称为文本的“迷宫”和“阿里阿德涅的线”。正是由于文本具有自我拆解性的修辞特点，异质性和矛盾性使得文本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任何批评家或读者试图理出一条线索，都是在验证迷宫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在解开迷局的同时又设下一个迷局。理解文本的传统态度是：想方设法找出通达意义的清晰线索，这种线索可能是作者的意图，也可能是文本(作品)的主题、意象，乃至社会状况和历史背景，利用确定下来的线索将文本(作品)串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且不说文本的修辞状况是如何复杂，以至于经常是斩断纠结的线团而非理出头绪，就说用以解释的语言其准确性难道就勿需置疑吗，不也是具有异质性和矛盾性特点的修辞吗!这样，线索缠绕着线索，修辞覆盖在修辞之上，文本的迷宫非但没有被破解，反而更加扑朔迷离。米勒在《阿里阿德涅的线：重复与叙述线索》一文中是如此描述线和迷宫的关系的：“在探查迷宫的过程中，线被极其复杂地绕来绕去，最终战胜了迷宫，但同时也造就了另一张复杂的网——这里图案迭置于图案之上，如同那两个类似的故事本身一样。”[7](P138-139)当然，耶鲁学派关心的不是解释学的问题，而是文本自身的修辞问题，米勒在此所探讨的“线与迷宫”，首先强调的是文本中不断重复的叙事线索，每一次都试图寻找起源、发掘意义的真相，即用线去探索迷宫，但每一次都是在制造起源、生成意义。这正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狄俄尼索斯对阿里阿德涅的诉说：我是你的迷宫，这是一种永恒轮回，线性序列不断地深入文本的迷宫，每一次都成为一个循环，一个可以永远返回的圆圈。于是，线不可能是外在于迷宫的，就像线性术语构成了文本自身而非可有可无的寄生物，因此米勒指出：“线和迷宫各自居为对方的本源又成为对方的摹本，或者说是产生对方的摹本，原本就在那儿的一个本源：我是你的迷宫……”[7](P142)线非但不能整理出文本的单一结构，即使它最终穿过了迷宫，但在其起点与终点之间形成了另一个迷宫，要想获知这一线索就必须从头重新开始，这样的过程无异于新的轮回，线索指出线索，迷宫指向迷宫，如此循环不已。文本何以如此?前述“语言的修辞原生性”已经指出，任何词语本质上都是一个纵综复杂的迷宫，它的产生是修辞转义的结果，因而不可能指涉本源，任何命名和描述都是以隐喻的方式“重新开始”，自身就是本源。 如此，解构的游戏总是在生成中得以完成的，以修辞冲破形而上学的困扰，以修辞破解修辞，成就了文本的短暂性和永恒性——文本无数短暂的修辞形象加入到解构-建构游戏的永恒轮回中，这既是文本之“生成”，也是其“生成之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