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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问题意识中没有关于审美的思考，美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构成中同样具有基础意义。但是必须注意，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是具有原创意义的，与排除功利目的的现代美学有质的区别。在西方美学史上，关于美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艺术哲学的框架中展开的，其特点在于从哲学的层面上讨论艺术的性质和功能。虽然德国古典美学(如康德、黑格尔、席勒等人的美学研究)也涉及人的问题，但是对他们来说，讨论人的问题主要是为了进一步阐明艺术的本质，强调人的感性活动的特点对艺术和审美的规定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学。而马克思则是在批判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把美和审美问题的研究与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将其作为深化现代性批判的重要内容，作为阐释审美活动以及从审美角度理解文学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在这种“人学”意义上展开的美学研究是对古典艺术哲学的超越，也是他阐释文学审美性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马克思的美学视为一种存在论的美学。其意义不仅在于开拓了美学研究的论域，更是对社会历史研究和人学研究的重大突破。这也是马克思的美学阐述为什么总是和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历史的研究夹缠在一起的原因。如果不在这个意义上读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说的审美性，我们将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所以会一度出现“去政治化”的偏颇，以致陷入了审美/政治二元对立的思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是在西方现代美学理论的语境中来读解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知识语境的错位导致了误读的发生。 从马克思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从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鉴赏和评价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问题意识在他的批评活动中的作用。例如，在谈到狄更斯、萨克雷、白朗特夫人等英国作家时，马克思所赞赏的是他们的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他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13]686这种解读并不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一种关注意识形态的政治批评；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它所显示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特有的视野，一种把文学作品作为精神生产，作为审视社会、人生和人性的现实状况的文本来解读的视野。 在反思资本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中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仅用“社会学的”“历史的”和“政治的”理论话语揭示了文学世界的丰富内涵，拓展了传统文学研究的视野，而且从现代文学生产的社会机制中，发掘出了新的批评对象和新的文学问题，开拓了文学研究的空间，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特有的对象和领域；其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尤为关注文学活动与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关系、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通过这些关系审视和讨论文学艺术与审美活动的自律/他律的问题。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则对这些论题做了更深入更丰富的展开。例如，柄谷行人在“制度”层面上探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虽然被某些学者解释成一种具有后现代意义的研究，其实他沿袭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特有的、从审美活动受制于社会、文化体制的关系上阐释文学的做法。柄谷行人的研究指出，日本现代小说的“自白形式”并非源于现代文学理论强调的文学的“表现性”，也不是文学审美“自律”带来的结果。即使在关注“表现性”的日本古代文学中，也不曾出现“表现自我”的作家或文本。因为文学表现的“自我性”需要以人的独立性来支撑，表现的“自我性”其实是一个与“现代性”关联的思想。但是“现代的自我”也是一个存在于头脑中的先验概念，同样不可能成为“自白”文学发生的根源。柄谷行人再三强调“表现的‘内面’或者自我不是先验地存在着的，而是通过一种物质性的制度其存在才得以成为可能”[14]70。他认为这种制度就是从域外传入日本的基督教“告白”制度，即通常说的“忏悔制度”。从表面上看，柄谷行人的研究很少涉及具体的文学材料。为阐释日本现代小说“自白形式”的形成，他把更多的讨论篇幅放在梳理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及其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上。然而这种对文学之外的制度研究，却让我们在更深的层面上认识了日本现代小说何以会产生“自白形式”的原因。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来说，柄谷行人的研究具有范例的意义，因为他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与“外部研究”的关系，使人们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特质及其可能实现的深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