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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世纪20年代小说改编为电影的传播方式对文化市场形成、小说创作繁荣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郑逸梅在文章《我所知道的徐枕亚》中说：“《玉梨魂》一书，既轰动社会，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把这部小说，由郑正秋加以改编，搬上银幕，摄成十本……演来丝丝入扣，且请枕亚亲题数诗，映诸银幕上，女观众有为之揾涕。既而又编为新剧，演于舞台，吸引力很大，那《玉梨魂》一书，再版三版至无数版，竟销三十万册左右。”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改编成电影《火烧红莲寺》后出版数量也大大增加。这种传播方式的出现对通俗小说创作繁荣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 2.稿费制度的逐渐完善 文化市场流通平台建立后，小说成为商品，稿费作为商品交换的必需条件应运而生。稿费进入创作领域始于晚清。1902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刊登了一则《新小说征文启》，在这个征文启中说明了要付稿酬以及所付标准，这起到了倡导和示范作用，从此很多期刊创刊时都说明稿酬问题，例如《月月小说》、《小说海》、《小说时报》、《小说月报》、《礼拜六》、《小说丛报》、《小说画报》等都明确规定了稿酬。从清末时期开始，小说创作受到读者欢迎，因读者数量多，小说创作能得到稿费，诗文却不一定都能得到。稿费的规定更是促使了更多小说创作的出现，小说创作中关注普通大众的阅读兴趣也成了创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由此看来，稿费制的确立，小说地位的提高，机器印刷的‘平装书’的问世，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小说市场，调节、制约着小说的批量生产和艺术追求。”(11)晚清时期，版权观念已经非常普及，大部分小说的版权能够受到保护，比如1907年《小说林》杂志第三期上有如下广告：“本社所有小说，无论长篇短著，皆购有版权，早经存案，不许翻印转载……除由本社派人直接交涉外，如有不顾体面，再行转载者，定行送官，照章罚办，毋得自取其辱。特此广告。”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律》，使稿费制度和著作权得到了法律的认可，这意味着中国统治层对文学商品化的承认与适应。稿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出版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不仅促进小说繁荣，而且为小说家职业化提供了保障。这意味着作家的劳动成果从物质上得到了体现，也是社会对其劳动成果的尊重。对劳动成果的体现和尊重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保证了创作事业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为作家的职业化提供了良好的经济保障。 3.作家的职业化 稿酬制度的建立对小说家职业化有一定的驱动和影响力。在稿酬制度的刺激下，一些旧文人迫于生计，也纷纷投身到小说创作的职业作家群体中来。职业小说家，指的是以稿酬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或把小说创作作为固定职业的人。科举废止于1905年，“著即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2)，这对士大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由此大批文人加入到小说创作的行列。郭延礼认为中国职业作家出现的过程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报人的出现，第二步是报人小说家，第三步才是职业小说家(作家)的诞生。”(13)这恰好符合市场文化的规律，报刊和报人一定联系在一起，因为报刊大量刊载文艺作品，一定会有报人发展成报人小说家。随着稿酬制度的建立，职业小说家必然诞生，即作者创作小说有了可靠的经济收入，有的甚至完全靠稿费生活，因此大多数作家不同于梁启超们创作小说的目的是改良启蒙，而是把创作小说、翻译以及编辑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手段，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小说家，例如李伯元、吴趼人、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等都是职业小说家。晚清时期我国文人真正以领取稿酬的方式直接介入文学生产这一商业性活动，并成为职业作家。职业小说家的出现表明小说创作的商品化逐渐增强，作家的创作受到市场牵制，但市场也给他们带来活力，市场要求作家创作出更多作品。没有更多作品，便失去更多读者，没有更多读者，市场便失去了活力，作家创作欲望就会大大降低。职业小说家的创作以读者阅读兴趣为目的，往往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清末民初这种以读者阅读兴趣为创作目的行为导致了小说创作的商品化，小说创作商品化是通俗小说赖以存在的条件。然而小说创作数量依赖于市场需要必然会带来创作速度极快和粗制滥造现象，比如吴趼人只用了七八年时间就写出了18部长篇小说和十二三种短篇小说、笔记文学集；谴责小说堕落为黑幕小说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一定会出现因作品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而成为畅销书的现象，也会出现因作品成为畅销书后，报刊和作家因得到较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而引起创作者的“群体效应”，最后导致因反映热点问题出现的畅销走向了庸俗。 总之，清末民初文化市场平台的建立及小说创作商品化为通俗小说的兴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样，“五四”以后市场化确实给文学尤其是现代通俗小说带来了自由，虽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以文学改造社会、改良政治、启蒙大众为创作和阅读目的，但以市民为读者的现代通俗小说却拥有更广泛的市场，在创作数量和销售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新文学。文化市场建立后必然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转化为通俗小说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 文学活动包含从作家创作到读者阅读的运行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三个要素：作者、文本和读者。“随之兴起的阅读市场中同时存在‘买’和‘卖’两个过程。对于以文谋生的作家来说，作品被出版商、报馆购买刊用，这是‘卖’的成功；报刊、书籍被读者购买，这又是一次卖的成功。最终彻底决定这种‘买’‘卖’的还是读者——文学的接受者。”(14)作者创作文本，文本离开作者经过一定传播方式与读者见面，如果读者接受就意味着作者创作的文本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在以市场文化作为大背景、小说成为商品的条件下，作者成为提供商品使用价值的对象，读者成为提供商品交换价值的对象，报刊、杂志则变成商品交易的平台。作者因为关心商品的交换价值进而关心使用价值，从而无法回避交换价值的提供对象(读者)。作者群和读者群是一种平等互动关系，作者要考虑读者阅读兴趣，读者阅读兴趣影响作者创作意向，这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观点：“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每一方表现为以对方为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少，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的对象，作为目的的要求，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15)总之，文学活动过程中作者群和读者群息息相关，在文化市场的平台之上作者群和读者群的涌现，使通俗小说商品生产的过程得以完成，通俗小说因此而发生。 1.作者群的涌现 随着都市化进程迅速发展，社交之风自然兴盛、消费方式自有堕落之处。城市的都市化进程和市民的堕落风气为小说家呈现出写作的内容。但仅有写作内容还不够，还需要创作主体(作者)和消费主体(读者)才能构成写作商品化的完整过程。任何一部小说的诞生都是由作者、文本和读者构成，在这三者的关系中，作者是最重要的，没有作者也就谈不到文本，更谈不到读者，因此作者群的形成是通俗小说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通俗小说作者群诞生的原因有三： 第一，商业化文学市场的出现。就上海而言，文化的商业化行为使上海成为通俗小说的诞生地。商品化的市场中，市场消费促进了商品繁荣，这对于文学同样适用，商业化的文学市场流通需要更多的小说作品，这为创作小说成为一种职业提供了一个大平台。鲁迅曾说过：“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16)商场的这种规律同样适用于商业化的文学市场，其实很多作者对于商业化并不陌生，据说后来成为小说作者的王钝根、陈蝶仙等人都经过商、办过厂。可见特定时代某种程度上文人都会有一定的商业意识，如同政治家有政治嗅觉，他们能够嗅触到所处时代的文化商业气息。总之，商业化文学市场的出现，为通俗小说作者群的诞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第二，经济利益的诱惑。当那些不能进入仕途的读书人做几篇小说，只是娱己偶尔娱人时，小说作者还是有限的。但当文学进入市场后，文人必然受到商业意识的影响，特别是稿酬制度的确立，吸引着以前为娱己偶尔娱人的文人坚定不移地沿创作之路走下去，同时又吸引了大批糊口艰难的文人加入小说创作的行列。1906年科举停开，读书人不能走入仕途，无以生计，同时地位变化较大，又因写小说可以赚钱糊口，很多家境贫穷的读书人转而成为报人小说家。另外，因小说地位提高，不屑于此道的士大夫观念发生了变化而成为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因而使通俗小说作者群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 第三，报刊审美价值取向的选择。报刊业雨后春笋般的发展为作者发表小说提供了媒介。文学期刊集中了众多作家作品，不约而同形成了共同的审美价值取向，其审美价值取向直接受到了市民读者群的影响，比如1902年《新小说》虽然使小说摆脱了遭人鄙夷的地位，并激发了文学期刊热，但《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和《新新小说》的文学观念因受到市民读者群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影响，仍旧不同于《新小说》，这暗含了这些文学期刊寻求文学自身规律的艺术思考，后来再到《礼拜六》、《小说大观》、《小说新报》等文学期刊时，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小说消遣、娱乐和趣味，社会批判性大大减弱，可见，通俗小说作家的作品有发表的地方，报刊对消遣娱乐审美价值取向的选择为通俗小说作家群的诞生准备了合适的物质凭借。晚清小说数量之多，当时的小说家都感叹不已，比如吴研人在《〈月月小说〉序》中说：“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这些小说多数以消遣娱乐为目的。从小说创作数量之多，可以推知小说作者数量之多，必然会形成强大的作者群，作者群的形成使通俗小说作为类别兴起成为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