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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隐逸”的审美特质及其文化根源(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学术论坛》(南宁)20 楚小庆 参加讨论

    三、“隐逸”的文化特质:一种追求心灵自由的审美状态
    隐逸思想在郭象“独化论”的改造下,隐士从山林岩穴转向了世俗生活,也就是纯粹的避世思想已经不再是隐逸思想的主流,更多的隐士与世俗社会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从生存条件来看,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荒野山林并不适合人类的居住。从汉代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中,就可以看出山野生存条件的恶劣:“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块兮轧,山曲岪,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丛薄深林兮人上栗。嵌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树轮相纠兮林木筏骫。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白鹿麇麚兮或腾或倚。状貌崟崟兮峨峨,凄凄兮漇漇。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食物匮乏,野兽横行,山林阴冷凄清,隐逸之士在生存的压力下,难以真正与世俗社会完全脱离,绝大多数的隐士或以躬耕为资,或以教授为业,以谋求生存。隐逸与世俗生活再也不是一种势不两立的冲突,而成为可以和谐共存的状态,所以隐逸因此也就脱离了茹毛饮血、食不果腹的纯“隐”阶段,而进入了怡然自得、身心融汇的审美状态。
    从魏晋开始,隐士的乡村田园气息日渐浓郁,无论是居处之环境、心境,都逐渐向悠闲惬意的田园生活靠拢。隐士开始注重起居之环境,居于山水美景之侧。虽然大多数隐士仍然是以岩穴为居,衣不蔽体,但生活化的隐士开始重视屋舍居处之环境,从清冷的岩穴走向生意盎然的田园。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庾公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110](P360)
    桐庐县又多名山,兄弟复共游之,因留居止。……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吴下土人共爲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乃述庄周大旨,着逍遥论、注礼记中庸篇。[25](P1866)
    孝秀长六尺馀,白皙美须眉,仕州中从事史。……因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衆。远近归慕,赴之如市。[25](P1906)
    隐逸之士内心当中开始接受耕读之中的快乐,因此陶渊明才会陶醉其中。从其诗中就可得知,《归园田居》其一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只要有了隐逸之心,无论是在山林岩穴,还是攘攘闹市,皆成隐士。隐士已经开始陶醉在隐逸生活之中,而不是在出世的企盼中患得患失。闲散自得的隐逸生活也就使得隐士即使有出世有为的机会,也不再进入世俗的官场之中。
    从陶渊明对于隐逸生活的描写,就可以看出他对于此种状态的满足。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曰:“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来迎,稚子侯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觚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而流憩,时翘首而遐观。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在恬淡、质朴的田园生活中,陶渊明享受着秋日的闲适,幼子绕膝,引壶自斟,在窗下观宇宙之变幻,体人生之大道,油然会心,其乐融融。这也是隐士的悟道状态。隐士的悟道,有抱朴守素,居处土窟,编草为裳,以对身体的修行磨砺来作为悟道手段;也有在恬淡的田园生活中,感悟宇宙之真义。只有达到此种状态才是真正跃入审美的隐逸状态,而其他以苦修来悟道的隐逸,则无法进入审美的圆融境界中。
    陶渊明被钟嵘誉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这其中有深意。隐逸之士中写诗作文者多矣,为何只有陶渊明担得起如此美誉?正是因为到了陶渊明,隐逸才真正成为一种审美化的隐逸,为后代士人所向往。当隐逸成为一种审美化的存在,隐逸就开始脱离它原有的存在,从而开始进入古代主流知识分子的心灵最深处。隐逸代表着一种令人向往的生存方式,即使士人们不会作出实际的归隐的举动,但在他们的心中总会憧憬这样的生活。因此六朝时期的士人开始大兴园林,企图在园林中觅得一丝隐逸的影子。“两晋时期,士人尚玄之风愈炽,并且‘朝隐’又有了理论上的支持,营建园林成为官僚士人体玄识远,脱俗不凡之举。石崇、谢安、王羲之、许询、孙绰、郗超、谢灵运等高门名宦几乎都热衷经营自己或大或小的园林。”[26](P26)但是东晋士人却更重园林的意趣,将园林作为保持个性和企慕自由的依托。“他们对于园林之好的旨趣也不同。北部园林中的主人穷奢极欲,正是富贵气极重的享乐,江南人士却以园林作为退隐的处所。”[27]
    隐逸之士好游名山大川,陶醉于其中,以自然山水来涤荡胸怀,体悟宇宙之大道,并从仅仅将山林作为与世俗社会的屏障转向为积极主动地发现自然之美。“郭文,字文举,河内轵人也。少爱山水,尚嘉遁。年三十,每游山林,弥旬忘反。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历华阴之崖,以观石室之石函。”[14](P2440)“少文妙善琴书图画,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淳之少有高尚,爱好坟籍,爲太原王恭所称。居会稽剡县。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25](P1864),“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身既轻捷,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己”[25](P1897)。左思笔下的山水自然,清新幽雅,《招隐诗》曰:“杖策招隐士,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糇粮,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
    隐士与山水则逐渐融合。在陶渊明和宗炳的笔下,山水分别进入了诗歌和绘画领域,隐士真正意识到通过对山水的审美升华,最终可以体道,因而登临山水成为悟道的最佳途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山水与悟道已经紧密结合成有机的整体,不能剥离。正如葛晓音所说的那样:“晋人虽然以山水证道,但‘静观’并非站在山水的对立面进行纯客观的审视,而是‘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使心灵化入宇宙的最深处,达到忘己超然境界。”[28](P29)山水审美使得隐逸成为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圆融透彻的审美境界。故宗炳才有如下之言:“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熟有先焉。”[29](P583)类似此种身心与宇宙的融汇而形成的状态,可以称之为“逸心”。陶渊明为后世所称道,成为最为知名的隐逸之士,就在于他将隽永的山水田园风景与隐士所追寻的宇宙万物的真理有机融汇,开创了山水田园诗歌的先河,以诗歌来表示一种忘身忘形的心灵状态,在其中显示万事万物自在之美,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美是无蔽性真理的一种呈现方式”[30](P87)。
    隐逸之士放浪形骸,率性洒脱,成就了一种自由审美的“放逸”状态。隐逸之士通过酒与诗画的外物凭借,来达到脱离形骸,上升到自由的境界。陶渊明的生活中,诗、酒、乐缺一不可。“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宠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其亲朋好事,或载酒肴而往,潜亦无所辞焉。每一醉,则大适融然。又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兒仆。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则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4](P2462-2463)
    陶渊明借酒使身体得到自由,从沉重压抑的抱负中解脱出来,在诗歌的吟咏中,使心灵与宇宙融通。酒使身体放逸,诗使心灵放逸,通过诗与酒,达到身心皆放逸的目的,并最终达到自由审美的境界。诗、酒、乐共同促使隐逸忘却了生存的压力、政治的压制,营造出了一个充满诗意、心灵放逸的自由境界。探究其根底,魏晋之人重“气”之修养,隐逸之士多有逸气。气有盈亏,中气足,则以啸之、吟咏之,以和天籁、地籁,达到与天地交感的目的。在诗、酒、乐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养成逸气,成就逸心,达到隐逸之真义。
    正如《晋书·文苑传》所说的那样:“若乃游崇冈,陵景山,临岩侧,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皋兰之猗靡,廕修竹之蝉蜎,乃吟咏而发叹,声驿驿而响连,舒蓄思之悱愤,奋久结之缠绵,心涤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通过自由的审美状态,来彻底化解隐逸之士出世、入世的根本矛盾。以艺术来寻求解脱,这正是艺术的作用、真谛所在。六朝隐逸由此进入艺术的领域,使得诗和画两种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艺术门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山水诗和山水画在六朝时期开始勃兴,其审美旨趣则呈现出个人与宇宙的高度契合,以个体的神思飞扬来最终达到“游心太玄”自由审美的最高境界。就像具有隐士性格的王微在《叙画》中所说:“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在山水美景中思索宇宙人生之真谛,故胸有隐逸之志的王羲之,面对兰亭之美景,喟然感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正是因为有了“隐逸”作为中国山水诗画的内核,从诗画的创作主体、内容、取材到审美旨趣,无不体现中国古代文人心中那永远深藏心底的隐逸情结。“隐逸之士山水审美意识的自觉,推动了山水诗、画的产生”,“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主流,其创作者绝大部分是隐士和具有隐逸心态的人”[31](P27)。隐逸与山水诗画结缘,从六朝开起源,山水诗在唐代达到鼎盛,而山水画则是宋、元臻于高峰。随着山水诗画的发展,隐士也逐渐在山水诗画中找到了别样的艺术天地,放浪其间,成为永远的心灵居处。
    隐逸之所以成为中国文人心中永远的情结,就在于隐逸通过审美化的蜕变,从纯粹的政治行为和道德行为升华为追求心灵自由的审美状态。隐士通过沉浸在山水诗画和园林艺术中,最终在一个艺术化的理想世界中觅得了梦寐以求的真理、自由和愉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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