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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隐”到“隐逸”：人生理想诗意状态的形成与审美品格的升华 从“隐”到“隐逸”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魏晋之际，随着正统儒学大厦的崩塌，老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魏晋玄学为士人所钟爱，在谈玄论道的风气下，隐逸也逐渐在士人中流行起来。“陈留阮籍樵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10](P390)这七人皆是出于名门之士人，他们可以说是半隐，不完全与世隔绝，而是在朝堂和竹林之间徘徊。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七人当然算不上隐士，但是他们流连于竹林之中的行为已经有一些隐士的味道。可见，社会风气对于隐士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此之前，公认的隐士应该是归隐山林，而在魏晋之际，隐士则不一定在山林之中，在庙堂之上、闹市之中依然可以为隐士。其实在先秦、两汉之时就有隐居于攘攘闹市之中的贤者。“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11](P2378)。从侯嬴、朱亥两人之所为，隐时不慕富贵，现身则舍生取义，虽藏身于闹市之中，但可谓标准的隐士。汉代东方朔嬉笑怒骂，可谓朝堂之上的隐士。“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12](P3205)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转变，即隐可以在山林，可以在闹市，也可以在朝堂，即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 这种思想的转变其实质是魏晋对老庄哲学有了新的发挥。郭象在对庄子的阐释过程中提出了“独化”论，企图调和名教和自然之间激烈冲突的关系。郭象认为名教和自然之间其实是一体之系统，名教即自然。郭象折中王弼的“崇无”和裴頠“崇有”，认为天地万物既不是“以无为本”，也不是“以有为本”，而是物各任其性，以自性为本。“内圣外王之义，乃向、郭解《庄》之整个看法，至为重要。且孔子贵名教，老庄崇自然。名教所以治天下，自然所以养性命。《庄子注》之理想人格，合养性命、治天下为一事，以《逍遥游》《齐物论》与《应帝王》为一贯。于是自然名教乃相通而不相违。”[13](P96)郭象之所以能够调和名教与自然，其基点就在于“独化”，“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14](P1)“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14](P4)天下万物各有其性，只要适于自己的本性，则无所慕求，而成逍遥也。从隐士归隐的初衷来看，他们都是希望“有为”于世，即“兼济天下”，而“独善其身”乃是“无为”也。隐逸之为当然是“无为”，郭象在《天道》注中认为“率性而动，谓之无为也”。“这就是说，‘自为’是一种‘无为’，‘无为’是一种‘率性而动’的为。所以‘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它本身也就成了一种特殊的‘为’。”[15](P281)那么归隐虽然表面上看是一种“无为”，但通过郭象“独化论”的阐释，是适性的“自为”，也是一种“有为”。这就为隐士名正言顺地从“兼济天下”转向为关注“独善其身”。郭象“独化论”的提出，使得隐士们从山林重新回到世俗的闹市和朝堂，只要有隐逸之心，保持自己内心的宁静平和，闹市、朝堂一样可以归隐。而隐士心中“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历来都是激烈冲突的志趣，开始和谐共处。而这就使得隐士之“士不得遇”的怨厉之气在“独化论”的消解下，成为一种和谐宁静的隐逸之风。这就产生一种转向，隐士心中开始从关注民生疾苦转为追寻内心的宁静和谐，适性而为。 隐士从内心苦闷的状态转向了内心和谐的境界，从纯“隐”升华为“隐逸”。这里的“隐逸”呈现了一种诗意的状态，这是一种身心皆自由的状态，一种充满审美愉悦的状态。“逸”就成为一种对中国后世影响非常深远的审美风格。但考察“逸”之本义，乃是走失、走散之意，后来即将隐居之人称之为“逸民”。从《后汉书》开始，正史中出现了关于隐士的专门记载，即“逸民列传”，但从《晋书》开始其后之正史如《南史》《旧唐书》《宋史》《明史》等，皆名之为“隐逸列传”，只有《清史稿》中为“遗逸列传”，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引人深思的现象。分析“隐逸”一词，“隐”即“逸”，“逸”即“隐”，乃是同义反复而已。但是“隐逸”一词所带给人的含义，却不仅仅限于“归隐”之意，同时还有飘逸、俊逸等意味在其中。这是因为，“逸”字在魏晋之际，已经代表了一种审美风格，并在人物品评、绘画和书法鉴赏中大量应用： 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被枭县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16](P197) 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张华尝谓之曰：“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17](P1480) 史臣曰：景纯笃志绨缃，洽闻强记，在异书而毕综，瞻往滞而咸释；情源秀逸，思业高奇；袭文雅于西朝，振辞锋于南夏，为中兴才学之宗矣。[18](P1913) 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19](P425) 瑍少不惠，而灵运文藻艳逸，玄尝称曰：“我尚生瑍，瑍那得生灵运！”永熙中，为刘裕世子左卫率。[20](P2085) 咨尔遹！幼禀英挺，芬馨诞茂。既表髫龀，高明逸秀。[21](P1463) 上面例子中，“逸”作为人物品评的重要标准，为当时之人所推崇。陆机、郭璞、谢灵运皆是魏晋、刘宋时代才冠当世的天才人物，而以“俊逸”、“秀逸”、“艳逸”来以之形容，可想“逸”品在当时之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如何。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评，早已超越了汉末以道德为主要标准，升华为对人的身体、容貌、气度、风韵的审美感受。而“逸”则成为魏晋士人所钟爱的审美品格。魏晋之人认为之所以人会有“逸”格，则是因为其人之身体中有逸气。曹丕《与吴质书》中说：“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廙性俊率，尝从南下，旦自寻阳，迅风飞帆，暮至都，倚舫楼长啸，神气甚逸。王导谓庾亮曰：‘世将为伤时识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气耳。’”[22](P2004)《列传第六十二文苑》曰：“长康矜能过实，谭谐取容，而才多逸气，故有三绝之目。”[23](P2407) 故人多逸气，则成逸品，其风姿俊貌皆呈现出飘逸之特质。对人如此，对诗也如此。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评论曹植的诗：“子建思捷而才隽，诗丽而表逸”；钟嵘在评论谢延年之诗说，“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24](P43)钟嵘认为谢延年的诗歌喜用典故，显做作而不符合诗歌秀美轻逸的原则，认为诗歌应当以秀美轻逸为佳。可见“逸”也是当时诗歌的评论标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