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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部之末到自成体系——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古文论研究的转型考察(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 顾文豪 参加讨论

    二、古文论研究的科学化进路
    对应着整体学术研究的科学化转型,古代文论研究同样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
    (一)从“游客赏景”到现代批评
    对科学理性以及科学方法的推崇,首先令研究者从观念上试图以更为科学、更符合现代学术公义的“文学批评”来取代传统的“诗文评”概念。
    刘永济认为我国历代文学之观念,义界每多漫漶,“虽心知其意,而语焉不详,此所以终多混淆也”[27](P19)。朱自清明确提出,“文学批评”较之“诗文评”,“清楚些,确切些,尤其郑重些”,因为后者中“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28](P543-544)。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加以重审,试图通过“文学批评”对“诗文评”的取代,更精准地把握文学批评的科学特质,进而推进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
    文学批评观念的现代转型之外,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立场的强调。
    以郑振铎为例。郑氏认为中国文学是“绝大的膏沃之地”,然而中国文学研究却欠发达,即因古来学者只知“赏鉴”,不懂“研究”。批评前者只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如游客赏景,后者才是“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他认为科学的文学研究不能止步于赏鉴,应更为深入展开:关于作品、作家、一个时代、每一部文体、综叙中国文学之发展的文学史、辞书、类书、百科全书、参考书目等研究,而“这一切应该有的东西,我们都没有”[29](P2-19)。
    郑振铎1931年发表的《中国文艺批评的发端》一文又指出:“文艺批评在希腊很早便已有了……在印度也很早便已有了……但在中国,则文艺批评的自觉,似乎发生得最晚。”此外,中国的文艺批评每与文学无关,“孔丘以后,直至建安以前,虽间有片段的对于文艺的评论,却都是被压抑于实用主义的重担之下的”。因此,“就文论文,不混入应用主义,纯以文艺批评家的立点来批评文学作品……当始于建安时代的曹氏”[30](P67、71)。此外,郑氏格外揄扬宋人的文学批评,认为宋人“知道求真理,知道不盲从古人,知道从书本里求得真义与本相。于是汉、唐以来许多腐儒的种种附会的像痴人说梦似的解释,便受到了最严正的纠正”。换言之,郑氏认为文学批评须具备批判性,不使对作品的析解受到功利主义的压迫,而文学批评亦须条理明晰、自具系统。故其颇为不满通常许为宋人文学批评代表的诗话、词话,批评这类书“大抵都只是记载些随笔的感想,即兴的评判,以及琐碎的故事,友朋的际遇等等,绝鲜有组织严密,修理整饬的著作”,与此相比较,他彰表元代科场士子的文法书“究竟是有组织的著作”[31](P642、917)。
    郑振铎对赏鉴式批评的鄙夷、对自成系统的著作的推崇,显然深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主张以客观研究取代主观赏鉴。而通过对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立场的强调,不仅从义界内涵上,更从研究方法上明确了“诗文评”与“文学批评”的差异,为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转型奠定基础。
    (二)中西融通与古今对接
    王国维尝主张:“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32](P365)学术研究科学化的一大特质即是打破传统学术闭关自守的局面,引进西方现代化、科学化、专门化的研究理念与方式,使原本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古代文论研究,经由西方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输入,最终改变观念陈旧、方法单一的研究格局,实现古代文论研究的多元更新。就中西融通方面来说,则表现为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多元融摄。
    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与美学思想解读《红楼梦》,成为第一部运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观照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研究佳范。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借鉴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重审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以“载道”、“缘情”两类总结中国文学批评之流派,亦取资于日本汉学家儿岛献吉郎《中国文学概论》。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则以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说为参照,对应中国文学批评之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并形式论,重构中国文学批评的阐释框架。而刘永济1924年出版的《文学论》以“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为方法,旨在建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学理论体系,该书注重中西比较与融通,以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诠释、激活传统文论资源。
    西方文学批评观念的借鉴之外,西方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学习也成为中西融通的另一方面。法国学者丹纳的“文学三要素”说对中国学者影响颇大,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特别注意以地理文化学的方法来观察中国文学批评因地域因素导致的文学创作的不同风尚。郑振铎根据莫尔顿《文学的近代研究》所述“文学统一的观察”、“归纳的研究”、“文学进化的观念”三点,指出文学研究应建筑在“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之上,其中尤为强调归纳法乃“一切学问的初步”,“文学进化的观念”则为裁断古今的判准。[33](P1-2)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则受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支那文艺思潮论》和《中国文学思想史纲》启发,尝试以文艺思潮嬗变为逻辑线索,从而全面把握中国文学思想的历史轨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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