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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及整个学术体系，有系统则乃学术分工各有专精，形成整严完全的学术系统，梁启超所谓“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20](P38)。胡适率先擘画，拟订了“理想中的国学研究”中的中国文化史该有的十大门类：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宣称“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21](P364-379)。白寿彝撰写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一文，指出：“整理国故的学者应当作一种有系统的工作，把过去文化之起源，蜕变的事实，及所以成现在情状的原因，组成各种文化专史——如政治史、经济史、风俗史、哲学史、文学史、教育史……之类。”[22](P433-434) 由此可见，学者们普遍欲以系统之法来清整固有文化，促进学术研究科学化转型。而这种系统化建构，时贤不仅期冀在具体著作中加以实现，更试图经由个人学术实践，最终汇众沤为一海，彻底清理整个中国学术体系，务求各学科畛域严明，各知识皆有统绪，各门类皆有专家。 (三)以科学之方法重估传统价值 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指出，“整理国故”是对旧有学术思想的一个“积极的主张”，旨在“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23](P350-351)。可见，学术研究不仅应学有专门条理分明，更要求学者去伪存真，最终找出“真意义”与“真价值”。 而所谓“真意义”的发现，其实包含着学术新对象的输入。胡适曾主张一切材料皆平等，“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24](P372)，即是将此前不入流的稗官小说、歌谣唱曲升等至与高文典册平起平坐的地位。顾颉刚亦宣称：“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骨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意儿而轻蔑它。”[25](P13)事实上，在具体研究中，此前视为“帝王之物”的高文典册渐趋冷落，“小玩意”却身价日重。单就文学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学者即纷纷为《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等著作作序、考证、标点，词曲小说由叨陪末座转而登堂入室，渐被纳入文学正典。 1932年胡适因姚际恒著作的发现而致信钱玄同：“近年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明显的倾向，这倾向是‘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26](P570)从根本上说，以科学方法整理固有文化的学术实践，不仅意在崩坏“正统”，更旨在复活“异军”，目的是要以现代的科学方法为固有文化学术做一次重新估价。尤要注意的是，不论是“正统”的崩坏，还是“异军”的复活，都是以“科学”为正名之手段。正统之所以应崩坏，在于内容不科学、不适应现时需求；异军之所以应复活，亦在于其经由科学检验足具真价值。科学，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具体手段，也是裁断合法性的价值判准，乃至成为重构知识谱系与整体文化建构的重要力量。 综上所述，从对中国固有学术研究观念与方法的批判，到意图借鉴西方科学精神来重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转型的要旨即在随着科学意识的张扬，使中国学术系统从囫囵笼统趋向门类分明，从条理不清趋向系统明确，并试图以历史的眼光、平等的态度、现代的思想以及科学的方法，最终重建中国人文学术的历史图景。而这种基于科学观念的学术转型，之于古代文论领域亦形迹彰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