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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案例可以发现，这样的尺度在许氏的批评中，确实时时得到自觉的贯彻。即便面对他推崇备至的汉魏古诗，该尺度也没有被遗忘的迹象。《诗源辩体》卷三第五则讲道：“汉魏五言，虽本乎情之真，未必本乎情之正。故性情不复论耳。或欲以《国风》之性情论汉魏之诗，犹欲以六经之理论秦汉之文，弗多得矣。”(14)同卷第三十八则曰：“《十九首》性情不如国风，而委婉近之，是千古五言之祖，盖十九首本出于国风，但性情未必皆正，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其性情实未为正，而意亦时露，又不得以微婉称之。然于五言则实为祖，先正谓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是也。”(15)读至此便可明了，前引“凡例”第一条中，将《古诗十九首》中的“今日良宴会”、“东城高且长”二首标举为“诗祖”，并不能代表许学夷的完整观点。在他看来，这类作品固然“是千古五言之祖”，但至少在情感一环上，它们合“真”却未必合“正”，因此还不足以代表自己的终极理想。当然，若以常情揣测，则许学夷能够这般推重公开宣扬功利、情爱之作，很难说仅仅是出于对形式问题的考虑，而毫无暗赏其情感内容的可能。不过显而易见，即便对“今日良宴会”、“东城高且长”这类自由写真之作心存好感，他也并没有自觉宣扬其情感内容的意愿。换句话说，在他的诗歌情感观中，个人私爱与价值理想皆有呈示，而二者界限则始终比较清晰，各自所得理性评判也存在明确的价值高低之别。关于此点，《诗源辩体》卷三十一中有一段表达颇耐人寻味，可为参照： 予尝以唐律比闺媛：初唐可谓端庄，盛唐足称温惠，大历失之轻弱，开成过于美丽，而唐末则又妖艳矣。然美丽妖艳虽非端庄温惠可比，而好色者不免于溺。此人情之常，无足为异。(16) 这段话评价的是唐代律诗风格，其中自然包含着对情感问题的思考。细玩之，若不是时时被晚唐律诗的艺术魅力打动，具备感同身受的体验，许学夷未必做得出“美丽妖艳虽非端庄温惠可比，而好色者不免于溺。此人情之常，无足为异”这种判断。尽管如此，“端庄”的初唐诗、“温惠”的盛唐诗与“美丽”“妖艳”的晚唐诗何者更受他青睐，仍然是一望即知的。这其中所含价值取向实仍体现出许氏一以贯之的“真正合一”理想，很难被说成是言不由衷的高腔大调(17)。就此而言，在当下的相关研究中，混淆许氏私爱与价值理想的差别，未免是不够细致的；若是仅以其中一方面为许氏诗歌情感观全貌，也就很容易不可避免地夸大该方面的意义，从而导致过度诠释的产生。 在明代格调派中，对诗歌情感持上述态度的许学夷，并非孤立的个案。关于该派诗人重视个体感性之情、从民歌中寻找诗歌理想的事实，章培恒、陈建华、廖可斌、黄卓越等当代学人已有较多举证，无需笔者赘述。这类证据可以说明，仅仅将该派认定为汉魏盛唐抒情范式冥顽不化的守望者，是不符合实情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从很多篇章中发现，尽管具体缘由和表达方式或有不同，“真正合一”、“以正律真”始终是该派一以贯之的重要尺度。像李梦阳在《与徐氏论文书》里讲的“夫诗，宣志而道和者也”(18)，何景明于《内篇》中说到的“召和感情者，诗之道也”(19)，王廷相在《刘梅国诗集序》中所谓诗应“本乎性情之真，发乎伦义之正”(20)，以及胡应麟在《素轩吟稿序》中称颂的“粹乎根极，情性之正。非世称述文人墨客可比迹上下”(21)等等，均体现出对这种尺度坦白的认同。不过在笔者看来，目前特别需要细心辨析的，并不是这些意旨一望即知的表述。在该派论诗歌情感的代表性文献中，有不少确体现出重情观念。但与此同时，面对其中有关情感价值、限度的判断，今人恰需要结合具体语境特点才能抓住要害；否则便可能出现程度不同的误读。这类误读往往会影响到很多重要结论的精确性，所以便值得我们更为慎重地对待。在明代格调派中，李梦阳、王世贞无疑是领袖人物。而二公论情感的很多核心文献，恰好存在这类问题。故以下便以他们为重点个案加以申说。 首先请看李梦阳。言及他的重情观时，今人常引用其《张生诗序》、《林公诗序》、《鸣春集序》等文的内容，并将其视作“真诗在民间”说的同类观点。事实上，这恰恰忽视了，此类文献或许反映的是李梦阳观念的其他重要侧面。就《张生诗序》而言，该文“夫诗发之情乎，声气其区乎，正变者时乎”，以及“声时则易，情时则迁，常则正，迁则变，正则典，变则激，典则和，激则愤。故正之世，二南锵于房中，雅颂铿于庙庭，而其变也，风刺忧惧之音作，而来仪率舞之奏亡矣”(22)诸表述，确乎挣脱了专主雍容和雅抒情范式的明前期台阁体观念，但毕竟仍属于儒家诗学以正变论诗的常规陈述(关于格调派诗歌情感观的渊源问题，后文另有专门阐发)。凭这些言辞便判定李梦阳主张不受羁勒地自由抒情，就有略欠严谨之嫌。我们可再举其《林公诗序》为例。征引此文时，今人的注意力容易集中于下面这一片段：“夫诗者，人之鉴者也。夫人动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声，声斯律，律和而应，声永而节，言弗暌志，发之以章而后诗生焉。故诗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气，平言者未必平调，冲言者未必冲思，隐言者未必隐情。”(23)从这段话中，确实也可析出“诗为情感的真实呈示”一类内涵。不过问题在于，李梦阳全文的中心意旨是否仅仅在此?即便有这一观念，他又是否对其予以价值上的自觉认可?为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通观上文所处整体语境。《林公诗序》在这段话前的文字是：“李子读莆林公之诗，喟然而叹曰：‘嗟乎，予于是知诗之观人也。’石峰陈子曰：‘夫邪也不端言乎?弱不健言乎?躁不冲言乎?怨不平言乎?显不隐言乎?人乌乎观也?’李子曰：‘是之谓言也，而非所谓诗也。’”一望即知，这篇文章的说理，采用了宾主问答模式；前引“夫诗者，人之鉴也”一段，乃是李梦阳“答友人问”内容的一部分。而当他说完“隐言者未必隐情”一句后，其实还讲道：“谛情、探调、研思、察气，以是观心，无度人矣。故曰诗者人之鉴也。”读到这样的上下文，我们已经可以明了，李氏行文至此，一直是在自觉地论证“观诗可以知人”这一主题；贯穿其中的，乃是“诗可以观”、“文如其人”两种传统观念。因而，其核心意图并不在于从创作论角度强调自由抒情的合理性。至于该文随后的内容，便又提供了其他不容忽视的信息： “昔者相如之哀二世也端矣，而忠者则少其竟。躬之为词也健矣，而直者则咎其险。谢之游山冲矣，而恬者则恶其贪。白之古风平矣，而矜者则病其放。潘之闲居隐矣，而真者则丑其伪。夫伪不可与乐逸，放不可与功事，贪不可与保身，险不可与匡主，言不竟不可与亮职。五弊兴而诗之道衰矣。是故后世于诗焉，疑诗者亦人自疑，雕刻翫弄焉毕矣，于是情迷调失，思伤气离，违心而言，声异律乖而诗亡矣。”陈子曰：“若是，则子胡起叹于林诗?”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标古而趋，有其心矣。行以就政，执义靡挠，有其气矣。政以表言，嚣华是斥，有其思矣。言以搞志，弗侈弗浮，有其调矣。志以决往，遯世无悔，有其情矣。故其诗，玩其辞端，察其气健，研其思冲，探其调平，谛其情真。是故其进也有亮职之忠，匡救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也。斯林公之诗也。”陈子闻之，瞿然而作曰：“嗟乎!予于是知林公诗，又以知诗之观人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