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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初诗歌同题集咏出现的原因 在众多的如分韵、联句、和韵、次韵等群体唱和方式中，宋遗民为何单单对同题集咏情有独钟呢？我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采用同题集咏的形式是元初诗社规模急剧扩大的必然选择 元代以前，唐代的诗社很少，宋代开始各类诗社多了起来，但总的来说规模都不大，欧阳光在《宋元诗社研究丛稿》里曾作过较为详细的考证，可以说至多20人以下的诗社占了绝大多数。而元初的宋遗民诗社规模之大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前代。 分题分韵是唐宋诗社经常采用的形式，它适合的是少数人的群咏，且娱乐性较强，经常采用一、两句诗或一首诗作为韵这样的话经常会有人没有分到韵，而另用其他字代韵，如宋代一次分韵活动《梅林分韵得梅字序》：“客有十五，韵止十四，吕义父别以诗为韵。”[3]21657可见其局限性，不适合人数较多的大合唱。元初遗民群咏动辄几百甚至数千人，以往的所有群体唱和形式在如此众多的参与者面前都显得捉襟见肘，难以满足需要，于是同题集咏成为诗社规模急剧扩大后，诗人群咏的必然选择。 (二)采用同题集咏的形式是理学背景下的遗民集体表达情感的需要 对于汉族文人来说，元初可谓是天崩地裂的时代，崖山败亡、三宫北上、文天祥被杀、谢枋得绝食而死、南宋帝陵被挖掘这些事件密集出现，深深地刺激着他们，引起了内心巨大的悲痛。南宋遗民受理学影响较深，方凤是金华理学家，文天祥也是理学家，不能不说他们坚守气节的行为与理学影响有着密切关系。遗民熊禾“总角能属文，志濂洛关闽之学”，“入元不仕”[4]213；卫富益“宋亡日夜悲泣”，“重不敢当北面”，“礼悉究性命之学”[4]230。魏新之“受业于清溪方蛟峰，得程朱性理之学。”[4]273史蒙卿“蒙卿尽传其学，由是朱学盛于四明。”[4]284黄超然“往来王鲁斋先生门，得性理之传，而尤深于易。”[4]287刘庄孙“方逊志称其理学渊源”，“宋亡自谓遗民”[4]298。王宏“崇事理学。”[4]329俞琰“宋亡，隐居读书，不复仕进，以义理之学淑诸人。”[4]352可见遗民群体受理学影响很大，是大规模遗民群体成熟的重要原因，也是文学史上大规模同题集咏形成的客观条件。 理学把儒家礼教与道教、佛教结合后，上升到宇宙的高度，儒家三纲五常具有无可撼动的合法性在士人心中深深扎根。元初这些违背“天理”的恶性事件，践踏了遗民心中的伦理道德，事件的残酷性让广大遗民无法接受，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帝王是君主，君为臣纲的理念被践踏，“至断残肢体，掘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越七日，总浮屠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视。”[5]43“截理宗颅骨为饮器”[6]7315实际上等于礼教被践踏，“比皆夷狄禽兽所不忍为而为之者也，”[7]186遗民把挖陵看作是禽兽行为，唤起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们内心极度的痛苦。 当时这种痛苦不是一个人的痛苦，而是整个遗民群体共同的民族情感，根深蒂固的理学在元初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天道不存，以担负正义，传承文明为重任的士人来说，“礼”被践踏这是比亡国更难以接受的痛苦，士人通过存道以存身，元初道之不存，身心亦不存。面对儒家礼教人格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遗民们活在痛苦之中，故国之思，兴亡之感等种种不同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彷徨、痛苦、悲伤、绝望、焦虑等种种心情困扰着他们，他们的内心在呼喊，痛惜道德的沦丧，未来的生存出路也因科举被中断而变得更加晦暗，科举的废除使得遗民“学而优则仕”的优越感失去了往日的光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道德使命和历史责任感，促使他们自觉地死守道德底线，去维护心中那份理想中的“完节”，不出仕的遗民比比皆是，甚至为“义”可以死去。 文天祥没有死的时候，一些遗民担心文天祥变节，希望他快死，王炎午写下了《生祭文丞相》，汪元量《妾薄命呈文山道人》：“君当立高节，杀身以为忠，”鼓励文天祥为“义”而死。 文天祥就义前南向再拜以死，其赞曰：“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8]376在遗民眼里“义”比生命重要，这与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伦理一脉相承。理学家眼里的“气节”超越了生命，元初士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现象很普遍，遗民们充满了“正气”，与孟子主张的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一脉相承，这种“气”不是一日养成的，正如吴师道所说：“以直见赏，其刚大之发沛然，而莫之御者，岂一日之至哉？”[9]473受理学长期熏陶的结果，这种“气”慢慢内化为“义”，从思想逐渐付诸行动，元初同题集咏就是遗民坚持“正气”的行动。 南宋灭亡之际很多士人放弃了苟活，而选择了壮死，极其悲壮，看看南宋末士人的气节，黄文政“文政被执，大诟不屈，元军断其舌，以次劓刖之，文政含糊叱咄，比死不绝声。”[10]505牛富“赴火死”[10]415，钟季玉“兵至不屈而死”[10]486，贾子坤“城陷子坤朝服，与其家十二口而死”[10]397，钟寅“被执不屈死”[10]568，清溪二生“跳入弄水亭下而死，二生姓名不传”[10]445，李成大“终不屈笑曰：子为父死，臣为君死，卒杀之”[10]451，范天顺“仰天长叹曰：生为宋臣，死当为宋鬼，即所守处缢死”[10]413，牟大昌“力战死，元兵屠其家，从妹则娘投崖死，兄士伯二女及笄，皆自缢死。宗族男女死者不可胜计”[4]9，这样壮烈的场面彰显了理学的成功，由此可知元初遗民内心情感悲痛的程度，元初遗民用什么方式进行抒发剧烈的悲痛之情呢？ 这么复杂、强烈的情感是一个时代一个特殊群体的情感，同题集咏的抒情方式满足了这种情感需要，成为成熟的遗民群体抒发悲痛的最佳方式。通过民族守节大合唱以互相激励，元初元世祖派程钜夫江南搜寻遗民故老，举荐了很多人，大部分遗民坚守气节，谢枋得“终不食而死”，[10]524遗民们为了互相激励，发起了多次同题集咏，清代全祖望《跋月泉吟社后》：“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矣！”[11]85 他们需要道德认同，需要互相认可，情感急需要共鸣，希望通过同咏一个主题以肯定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以集体抗节守住道德底线以“维完节”，诗歌成了他们抒发情感的最好武器，陈一发“宋亡，归故山青林洞，吟咏自娱”，[4]392宋秉孙“入元不仕，以吟咏自娱”[4]382，吴大有“退处林泉，与林昉、仇远、白珽等七人以诗酒相娱，时人以比竹林七贤”[4]316，杨子祥“相与吊古赋诗，徜徉湖山间”[4]317，许嗣“生元季，义高不仕，善吟咏”[4]299，牟及“宋社既屋，屏迹山林。服衰麻终身，每赋诗以见志”[4]289，方凤“先生宋时未及仕而宋亡，遂抱其遗经隐仙华山，往往遇遗民故老于残山剩水间，握手嘘唏，低徊而不忍去。缘情托物，发为歌诗，以寓麦秀之遗意。”[12]342“寻隐者方凤、吴思齐，昼夜吟诗不自休。”[13]345 《谢翱传》：“及宋亡，天祥被执以死，翱悲不能禁。…失声哭严有子陵台。…号而恸者三，复再拜起，悲思不可遏”[13]344，《吴思齐传》：“思齐与方凤、谢翱无月不游，游则连日夜。或酒酣气郁时，每扶携望天末恸哭，至失声而后返。夫以气节不群之士，相遇于残山剩水间，奈之何而弗悲。”[13]344郑思肖“初名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赵，忆翁与所南皆寓意也。”“哭南向拜，人莫测识焉，闻北语必掩耳亟走，”“坐卧不北向，”“精墨兰，自更祚后，为兰不画土根，”[4]187-188《跋胡方柳黄四公遗墨后》：“(方凤)终身思宋，一饭不能忘。每语及之，则涕泗交颐，世称为节义之士。”[14]1049 可见内心极度痛苦，很多这样的情感需要共鸣，集体群咏是必然趋势。同题集咏所吟咏的主题高度集中，同一个题目，同声相求，很容易引起情感的共鸣，而遗民群体恰恰需要情感共鸣，也适合表达严肃的政治性主题，所以元初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题集咏作为群咏方式。其他群咏方式是无法恰当的表达遗民群体深重复杂的感情。分题、分韵、联句、次韵、和韵等适合中等规模的群体唱和，无法满足主题高度集中，人数成百至数千人的民族大合唱。《春日田园杂兴》寓意很深，“杜鹃”、“蕨薇”、“渊明”、“麦秀”意象反复出现，“愁”字频频出现，遗民悲伤情感的交汇在诗句里得到很好的体现，他们通过吟咏田园，将个人遗民情感寄托在“杂兴”中，寄托遥深的沧桑兴亡情怀借助诗歌抒发出来，涓涓细流汇集成了一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遗民大合唱，产生了强烈的群体共鸣，这就是同题集咏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