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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代时局影响下的蒙汉关系与《英烈传》中的元代开国史书写 “严华夷之分”的正统论对明代政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影响了清中叶前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的创作。但具体到明王朝对元代政权的态度，则不完全与史学上之正统论相一致。元代与大明的关系，不仅仅是“华”与“夷”那么简单，二者作为前后衔接的大一统王朝，在现实统治层面存在诸多关联。大明对待蒙古的态度，既是关乎社稷传承合理性的思想理论，又涉及到对待元代遗民与漠北蒙古诸部的现实统治策略。它不仅是一个史学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当史学观念与统治学说相一致的时候，二者体现为趋同性；当史学观念与现实政治不一致时，统治者往往会选择更有利于现实统治的政治策略。 元末顺帝失德，豪杰蜂起，朱元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聚拢人心，最终定鼎天下。在此过程中，“严华夷之分”思想成为朱元璋克元的利器。然而，蒙古入主中原近百年，其政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已经影响深远。不独是蒙古、色目诸贵族难以割舍，就是大批汉族文人也以遗民自居，为元朝尽礼守节，拒不出仕。王夫之因此痛斥“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者”为“败类之儒”(《读通鉴论》)。定鼎后，为安抚人心，朱元璋对蒙古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朱元璋首先承认元代政权的正统性，“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32)。朱元璋还多次阐明“华夷一家”的观念。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在《大赦天下诏书》中宣称：“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吾赤子……今宜各修尔业、厚尔生，共享太平之福，以臻雍熙之治。”(33)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诏谕元宗室部族：“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34)洪武六年(1373)八月，朱元璋令建历代帝王庙于京师，将元世祖与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并列共祭。朱元璋对待蒙古的政策，影响有明一代甚深，如正统四年(1439)，明英宗对蒙古可汗脱脱不花王称：“惟我太祖高皇帝兼爱中外，待漠北尤诚信，朕遵守不敢失。”(35) 明初对元代政权的肯定在明代历史小说中也得到体现。虽然明代未能出现元代“开国题材”小说，但却出现了敷演元明易代史的《英烈传》，该书表达了对元代政权的认识。《英烈传》现存版本较多，其中《新镌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武传》(简称《皇明开运英武传》)与《云合奇踪》最为学界所关注。 《皇明开运英武传》(以下简称《英武传》)一般认为作于嘉靖十六年(1537)或稍晚，刊于万历十九年。《英武传》乃郭勋(或授意其门人)编撰，其创作纯粹出于政治目的(36)。《英武传》开篇写道： 今万千余年，变更非一。三王而降，称大君者，汉唐宋而已。汉除秦暴，得天下为正。唐宋又其次矣。惟我太祖高皇帝，应天顺人，奋起濠泗，扫荡群雄，驱逐胡元，变腥膻污秽之俗为礼乐文明之会。其盛德大业，诚足以超汉唐而并降三代矣。昔宋运式微，元世祖起而承之，讳曰忽必烈太祖铁木真曾孙也。……(37) 在上述文字中，小说家认为三代以降，惟有汉唐宋可称“大君”，而大明则“超汉唐而并降三代”，因为朱元璋“驱逐胡元，变腥膻污秽之俗为礼乐文明之会”。这种对大明王朝正统性的推崇无疑是建立在元代政权非正统的基础之上。但《英武传》也强调了“宋运式微”，“元世祖起而承之”，这其实是将元王朝纳入整个中国历史统系之中，客观上承认了元代的正统地位。小说还简述了元代开国史，依次评价了元代历代帝王，“世祖宽仁智勇英断刚毅”、“仁宗聪明恭俭”、“英宗用法无私”，其中不乏溢美之词。元代的覆亡，不是由于元代异族政权的非正统性，而是由于“顺帝性柔少断，心尚奢侈，信任佞臣，贼盗蜂起，群雄四合，土宇瓜分，卒以亡国矣”。元明易代，其性质就是“天道循环终复有，皇明革命又重新”，与其他王朝之更迭并无二致。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英武传》对元代的态度其实是矛盾的。在理论层面上，元代作为“胡元”之政权，行“腥膻污秽之俗”，自然为非正统；而在历史事实的表述中，作者又在历代统系中给予元代政权应有的位置，以强调大明政权之革故鼎新。这恰恰是明初史学上之正统论与现实统治策略矛盾交织的结果。 终明一世，蒙古族始终是明王朝的巨大威胁。明建国初虽然把蒙古势力赶往大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其对北方边境的威胁。继朱元璋、朱棣之后，如何处理好明朝与蒙古的关系，仍然是统治者考虑的首要问题。明英宗土木堡之战，明军精锐毁于一旦，明朝遭遇了建国以来的一次重创。而根据《明实录》记载，在嘉靖朝，蒙古对明朝组织实施的较大规模的袭扰不下数十次，曾两度造成“京师戒严”。但彼时蒙古还未能动摇大明之根本，因此《英武传》“按鉴演义”，沿袭了明初对元代政权的态度。 万历年间，左翼蒙古诸部对辽东边境地区袭扰的频率不断加剧，呈逐年上升之势，而明王朝与后金的冲突也愈加明显。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甲胄起家，陆续征服了建州诸部落，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满洲国。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控诉明王朝对女真部落的迫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后金连下开原、铁岭，牢牢掌握了对明战争的主动权。由于明朝在后金的强大攻势面前屡屡受挫，特别是得知后金对蒙古的拉拢和绥服策略后，不得不反复调整对左翼蒙古的政策，试图借助蒙古的力量来牵制后金并与之抗衡。但结果却是蒙古诸部陆续归附后金，明辽东西、北、东三面均处于蒙古和女真的威胁之中。“世道之变，文亦因之。”(38)在这种时局之下，刊于万历四十四年的《云合奇踪》对待元代政权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却说从古到今，万千余年，变更不一。三皇五帝而后，汉除秦暴，赤手开基。方得十代，有王莽自称假皇帝，敢行篡逆。幸有光武中兴。建及灵、献之朝，又有三分鼎足之事。五代之间，朝君暮仇，甫至唐高祖混一天下，历世二百八十余年，却有朱、李、石、刘、郭，国号梁、唐、晋、汉、周。皇天厌乱，于洛阳夹马营中，生出来宋太祖，姓赵名匡胤。那时赤光满室，异香袭人，人叫他做“香孩儿”。大来削平僭国，建都大梁。传至徽、钦二宗，俱被金人所掳。徽宗第九子封为康王。金兵汹涌，直逼至扬子江边……这是叫做“泥马渡康王”故事。(39) 《云合奇踪》是在《英武传》的基础上适当扩充而成，故事框架无大差别。但小说开篇对元代政权的态度发生了细微变化。如前所述，在《英武传》开篇，小说家强调大明之正统超越汉唐宋，接着依次评价元代历代帝王，客观上承认了元代的历史地位。而《云合奇踪》在历数汉唐宋的正统地位后，删除元代世系表与帝王之评价，代之以康王泥马渡江建立南宋故事，否定了元代的正统地位，隐含了明承宋之意。相应地，《英武传》中的“忽必烈仁明英武”在《云合奇踪》中则成了“鞑靼国王曾孙唤忽必烈”。与小说开篇文字相映衬的还有序言。《英武传》(原序仅存一页，不知作者为何人)序云：“汉唐及宋，相绍而王。宋末以来，大元乱夏，百姓涂炭。我太祖高皇帝不忍苍生无主，奋起淮甸。茂膺景运，拯生民之垫溺；应出昌期，救乱世之劻勷。”(40)序中虽然有“大元乱夏，百姓涂炭”之语，但这只是常识性的表述，不涉及作序者个人情感，其重点显然是突出序言开篇“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君”的主旨，体现太祖朱元璋的功业。而《云合奇踪》则云：“自开辟以来，胡元闰位，混一华夏，举声名文物之邦，悉化为侏离左衽，讵非宇宙一大奇厄哉！”(41)这段文字显然融入了作序者徐如翰强烈的情感，未尝没有对万历后辽东局势的担忧与慨叹。两段序言的差异，固然与作序者个人的心态有关，也未尝不是时代思潮的折射。 元代“开国题材”小说在清中叶以前的缺失，是小说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元代开国讲史话本的缺失及其史料的阙如导致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缺乏现实的创作基础，相应地，清中叶以前未能出现元代“开国题材”小说；而晚清以后，元代史料大量涌现，《青史演义》和《元史演义》得以产生。其次，正统论“严华夷之分”是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缺失的深层原因。明代浓烈的“华夷之辨”之正统论制约了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的创作，而清代华夷观念的改变催生了蒙文版《青史演义》，近代不同的思想意识又影响了《痛史》与《元史演义》的创作。最后，明代小说《英烈传》开篇的元代开国史书写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前后版本对元代开国的不同叙述，真实地反映了明代政权前后期对蒙古的不同政治策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