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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域的非地理性诸要素与文学书写 对于地域文学有着同样不可忽视的作用的还有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信仰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因此，它们对文学书写的影响也是动态的，而非固定不变的。 特定的地方民俗在文学作品中常有反映。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记载： 邗沟大王庙在官河旁……是庙灵异，殿前石炉无顶，以香投之，即成灰烬，炉下一水窍，天雨积水不竭，有沙涨起水中，色如银。康熙间，居人辄借沙淘银，许愿缴还，乃获银。后借众还少，沙渐隐。今则有借元宝之风，以纸为钞，借一还十，主库道士守之，酬神销除。每岁春香火不绝，谓之财神胜会，连艑而来，爆竹振喧，箫鼓竟夜。及归，各持红灯，上簇“送子财神”四金字，相沿成习。[12](P15-16) 乾隆时董伟业的《扬州竹枝词》便有这样一首： 土地灯完二月中，年年思想做财翁。 借银又上邗沟庙，到底人穷鬼不穷。[13](P1) 这首竹枝词咏叹的内容，正是《扬州画舫录》所记述的风俗。但是，民俗观念与活动是变化的，如阮元《广陵诗事》卷五记载： 王汉恭(光鲁)《七夕观牛郎织女社火诗》有云：“儿女嬉笑事增多，彩云楼阁起嵯峨。结缯缕帛施丹绘，中有长桥回素波。娇女儿郎俨成画，宛如一年一会肩相摩。云是坊民赛神社，笙歌前导喧绮罗。”今广陵七夕无此社火，观此诗，尚见旧时风俗也。宫恕堂太史《清明诗》自注云：“乡俗清明时采南烛草作饭，今亦无此俗。”[14](P81)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云：“予门人邗江王汉恭，名光鲁，所作《想当然》。”可知王汉恭为明末清初时人。而至乾隆阮元时，扬州风俗已有变化。 引起风俗变化的原因很多，其中“外来人口”带来的其他地域的风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徽商是扬州地区较突出的“外来人口”，他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将徽州文化引入了扬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扬州的社会风尚。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详细地讨论了徽商将徽州文化引入扬州的情形。徽州文化在扬州的影响之大，有学者甚至认为，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扬州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成为一个徽州城市。[15](P8)概而言之，徽商对扬州文化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徽商把徽州风俗引入到扬州地区，丰富了当地的民俗活动。 其次，促进了扬州地区的文化消费，推动了新的文化活动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参与和资助扬州地区文化活动，活跃和提升了扬州的文化氛围。例如清代末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十分著名，小玲珑山馆马曰璐、马曰琯兄弟祖籍徽州祁门，好学博古，酷爱典籍，嗜书如命，藏书十万卷，其中不少是秘本、孤本。马氏兄弟皆有诗名，与四方过往名士组成“邗江吟社”，相互酬唱，几无虚日。马曰琯去世后，袁枚赋诗悼念，谓其“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16]④ 在清代有关扬州的徽商叙述中，有不少呈现出正面的形象，如魏禧的《善德纪闻录》就叙述了一个在扬徽商闵象南建育婴社、延医施药、救助穷困等种种善举，[8](P407-414)⑤在明清通俗文学作品中，徽商的形象也经常出现其中，扬州通俗文学亦然。不过，其中虽有正面的叙述，但更多时候却是负面的，如扬州作家石成金《雨花香》第二种《铁菱角》描写了一个极为吝啬的徽商汪于门的形象： 曾有一后生，姓汪，号于门，才十五岁。于万历年间，自徽洲携祖遗的本银百余两，来扬投亲，为盐行伙计。这人颇有心机，性极鄙啬，真个是一钱不使，二钱不用，数米而食，秤柴而炊，未过十多年，另自赚有盐船三只，往来江西、湖广贩卖。又过十多年，挣有粮食豆船五只，往来苏、杭贩卖。这汪人，每夜只睡个三更，便想盘算。自己客座屏上，粘一贴大书云： 一、予本性愚蠢，淡薄自守，一应亲友，凡来借贷，俱分厘不应，免赐开口。 一、予有寿日、喜庆诸事，一应亲友，只可空手来贺，莫送礼物。或有不谅者，即坚送百回，我决定不收。至于亲友家，有寿日、喜庆诸事，我亦空手往贺，亦不送礼，庶可彼此省事。 一、凡冬时年节，俱不必重贺，以免往返琐琐。 一、凡请酒，最费赀财。我既不设席款人，我亦不到人家叨扰，则两家不致徒费。 一、寒家衣帽布素，日用器物，自用尚且不敷，凡诸亲友有来假借者，一概莫说。愚人汪于门谨白 这一夸张性的徽商形象，可能代表了不少人对徽商敛财致富的认识。 又如石成金《笑得好》续集中有一个《不打官事》的笑话： 徽州人连年打官事，甚是怨恨。除夕，父子三人议曰：“明日新年，要各说一吉利话，保佑来年行好运，不惹官事何如？”儿曰：“父先说。”父曰：“今年好。”长子曰：“晦气少。”次子曰：“不得打官事。”共三句十一字，写一长条贴中堂，令人念诵，以取吉利。清早，女婿来拜年，见帖分为两句上五下六念云“：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事。”[17](P188) 这个笑话虽然是讽刺“说晦气话的”，但也调侃了徽州人“好讼”的习气。诸如此类，可以看出，在扬州的徽商，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虽有共性，但个体差异也不可忽视。 与此同时，一个地域的经济文化及其在国家全域中的地位也是变化的。清中叶，扬州与南京、常州、苏州、杭州等地，构成了南方吴越区系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文学中心，而清代后期，上海则作为一个新兴的都会，跃居这些区域中心之上。[18](P888)关于这种变化，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1883年出版的小说《风月梦》第五回有这样的描写： 众人望着北岸一带荒冈，甚是凄凉。贾铭道：“想起当年，这一带地方有斗姥宫、汪园、小虹园、夕阳红半楼、拳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修禊许多景致。如今亭台拆尽，成为荒家。那《扬州湖上竹枝词》内有一首，令人追忆感叹：‘曾记髫年买棹游，园亭十里景幽幽。如今满目埋荒家，草自凄凄水自流。”陆书道：“小弟因看《扬州画舫录》，时刻想到贵地瞻仰胜景。那知今日到此，如此荒凉，足见耳闻不如目睹。”贾铭道：“十数年前，还有许多园亭，不似此日这等荒凉。”[19](P30) 这一段描写显示出《扬州画舫录》时代的扬州与《风月梦》时代的扬州已经大不相同了，而《风月梦》出版后十几年，此书在上海出现了翻版，小说中原有的扬州地名，竟都改为上海地名了。[20](P43)这种改动不只是出版商的投机取巧，与扬州的衰落也有关系。 同一个区域，城乡之间的差别往往很大，但同时又存在着交集与流动，而且有一些是常态的，如扬州元夕的灯市，唐开元时就号称天下第一，明代依然可观，“各坊坐贾炫斗诡异，远近村镇相传入市观灯。”[21](P485)而在清明时节，“郡人罢市出西郊，蜀冈道上挈壶榼者络绎不绝。”[22](P489)这是城乡间较大规模的流动。日常的交往也很频繁，比如对于扬州这样的城市而言，很多日用必需品都来自周边农村。《邗江三百吟》卷四《买芦头柴》前面的引子称，芦头柴“产于瓜洲江堤一带。装束运扬，以供城中炊爨，买者无不以大小为计。每逢阴雨，有司严禁市肆改束短斤。”[23](P53)《雨花香》第三十一种《三锭窟》写道：“扬州日用柴草，大半倚靠瓜洲芦柴。康熙某年，挑三汊河，柴船不能装运，俱系脚夫挑卖，柴价倍增。徐宁门城外滩上，有个挑担穷人，姓丁，扁担为生。因他辛苦得来脚银，极力孝母，远近都称他做‘丁孝子’。生得充壮有力，每日五更早起，自瓜洲挑柴到扬发卖。”[24](P144)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当时扬州城乡间经济与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地域文学的研究，不能忽视这种密切的联系。 至于社会阶层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众所周知，盐业在扬州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与此相关的重要的社会阶层至少包括盐官、盐商、盐民等，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观念各不相同，在研究地域文化与文学时，不可一概而论。 需要注意的是各个阶层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经常见诸于文学作品。《扬州竹枝词》中有这样一首： 谁家年少好儿郎，岸上青骢水上航。 犹恐千金挥不去，又抬飞轿学盐商。[13](P1) 由此可见盐商奢靡的生活方式对社会的影响。但是林苏门的《续扬州竹枝词》又有这样一首： 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 红情绿意朱门满，不尽诗工境便穷。[25](P1341) 从文化的角度看，扬州雅俗文学的竞相发展与互动，也构成了扬州文学的重要特点。扬州评话和戏曲是扬州文学研究的热点，论著甚多，毋庸赘述。这里只想强调两点，一是雅与俗的交流，是促成扬州评话与戏曲繁荣的基本条件，也是它们的鲜明特点。以扬州评话为例，来自民间的评话表演艺术家柳敬亭得到大量文人学士的推崇就是一个突出的证明。当然，雅与俗在不同阶段、文体、题材中有不同的表现，阮元《淮海英灵集》中评话艺术家叶英小传说： 叶英，本名永福，字英多，江都诸生，后弃举子业，易名英，号霜林，性情闲旷，不拘礼节……善柳敬亭口技，每一谈古人遗事，座客辄欷歔感泣。然富商、贵客幕求者，必被呵忤。[26](P614) 正是由于一些扬州评话家的这种文化品格，使得扬州评话不但得到许多文学家的喜好，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可。[27](P9)而另一方面，扬州评话又强烈地表现出世俗文化对正统文化的挑战。如《清风闸》、《飞跎传》、《施公案》等，都对传统的庄重典雅、缠绵悱恻、伟岸纯正的审美规范，形成了具有解构意味的冲击。[2](P92) 扬州评话和戏曲与大众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邗江三百吟》卷八《书场》诗序说： 扬俗：无论大小人家，凡遇喜庆事及设席宴客，必择著名评词、弦词者，叫来伺候一日，劳以三五钱、一二两不等。[23](P109) 这种深入到家家户户的“书场”，较之宋元说话艺术主要在勾栏瓦舍中表演，与社会大众的联系更为紧密，也使得扬州评话和戏曲充满了活力。其结果，也使得相关的研究应更充分地考虑到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特点。 实际上，不只评话，明清以后书面化的通俗小说也与扬州结下了不解之缘，扬州也经常成为小说主人公的籍贯或一个重要的文学场景，如《红楼梦》及其影响下的《红楼梦》诸多续书，都有许多涉及扬州的描写。其他小说如《儒林外史》、⑥《平山冷燕》、《春柳莺》、《合浦珠》、《两交婚》、《二度梅》、《绿牡丹》、《五美缘》、《醒风流》、《绣屏缘》等等，至于《雨花香》、《通天乐》、《风月梦》以扬州为中心的小说也不在少数。这些小说中以才子佳人小说最为突出，原因或如李渔在《连城璧》卷九《寡妇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才子》中所写“从来女色出在扬州”，由于社会上有此观念，小说家们便乐于将人物，特别是女性的籍贯安排在扬州。当然，这些小说具体内容各不相同，对扬州的描写也有差别。在相关描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与主流文学相呼应的扬州意识，如《平山冷燕》第十三回叙小说主人公燕白颔与平如衡在江南游历： 一日，到了扬州，见地方繁华佳丽，转胜江南。因慕名就在琼花观作了寓所，到各处去游览。闻知府城西北有一个平山堂，乃宋朝名公欧阳修所建，为一代风流文人胜迹，遂同去游赏。寻到其地，只见其基址虽存，而屋宇俱已颓败。唯有一带寒山，高低遮映；几株残柳，前后依依。二人临风凭吊，不胜盛衰今昔之感。因叫家人沽了一壶村酒，寻了一块石上，二人坐着对饮。 燕白颔因说道：“我想欧阳修公为宋朝文人之巨擘，想其建堂于此，歌姬佐酒，当时何等风流，而今安在哉！唯此遗踪，留一片荒凉之色。可见功名富贵，转眼浮云，曾何益于吾身。”平如衡道：“富贵虽不耐久，而芳名自在天地。今日欧阳公虽往，而平山堂一段诗酒风流，俨然未散。吾兄试看此寒山衰柳，景色虽甚荒凉，然断续低徊，何处不是永叔之文章，动人留连感叹。” 由于才子佳人小说有着明显的崇文趋雅的品格，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与传统诗文一样的对扬州文人文化的推崇与感慨，这是在一些更俚俗的小说如《清风闸》等中所难得一见的，这也表明了扬州文化本身的丰富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