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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ZW048)；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规划项目。 “以文取士”源远流长，其制度的建立始于西汉，唐人发展完备，全面实行，并提出命题加以阐释①。这是以考试“文学”为直接方式和基本准则的人才选任制度系统，“常科”和“制举”是其两个基本子系统；其“官试”②文体有策、“杂文”、判等，以此为中心形成丰富多彩的“取士文学”。试策则是取士各科最重要的试项和文体，具有基础和主体的地位；而制举自始至终只有试策一个试项(个别科目偶然例外)③，是典型的“以策取士”。然则试策实为唐代取士文学的首要文体，尚未得到学界和读者的足够重视。较之一般文学，取士文学具有更强的体制性。体制性是各种规定性因素和力量通过作者对其文本(作品)制作发生综合作用的结果，涉及文本的内部与外部的各个层面，体现为复杂多样的体制特征。体现于外部的属“形式体制”，体现于内部的可称“内容体制”。本文拟就唐代制举试策的形式体制加以探讨，兼补前文(拙文《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以制举策文为例》对唐代制举试策的形式体制有初步论述，但较粗略，亦有所未及)之不足。 文学的存在首先是文本形式的存在，故任何文体皆有其形式体制，试策亦不能外。形式体制的造成因素既多而又复杂，大致可区别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的、原发的体制性成因，其体制是“原生态”的；一类是自觉的、外加的体制性成因，其体制是“再生态”的。古代文人的文学制作多属后者(当然其中也有前者的基础和成分)，是“有意为之”。促使其“有意为之”的因素和力量，有现实的、传统的、有政令的、有风尚的、有功利的、有审美的……其共同作用则是相同性和差异性的统一，从而造成文学体制上的“千篇一律”和“千差万别”的统一。唐代制举试策皆为文人制作，其形式体制亦可由此获得理解和认识。 如何估量和认定唐代制举试策的体制性特征及其程度，确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大抵可以依据三个方面的情况：一是文献记载。古代文献尤其是当时文献的有关记载。如《册府元龟》载：开元九年五月乙亥，玄宗策试制举考生，并发布诏敕，其中的“古有三道，朕今减其二策”(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三《贡举部》载：“(开元九年五月)乙亥，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命有司置食。勑曰：‘卿等知蕴韬略，学综古今。乔木将迁，虚锺待扣。既膺旁求之辟，伫闻明试之言。各整尔能，对敡所问。古有三道，朕今减其二策；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务收贤隽，用宁军国。并宜即存，缓详思之。’”第7710页。飞按：董诰等《全唐文》卷三十四《玄宗》十五题作《策试贡举人含元殿敕》，称“贡举人”未当，应题作《含元殿策试制举人敕》)便涉及形式体制，据此可知，自“今”以后，制举试策由“三(多)道”改为“一道”，开元九年因此成为唐代制举试策“改制”的重要年份。二是文本显示。文本是文学体制的“化石”，也是难得的“物证”。如开元九年的“改制”，便可在现存的试策文本中得到印证(详下)。一般说来，相同和相近的特征在不同的文本中出现得越多，则其体制性越强。三是合理推定。参考相关情况作适当推测，如从源流上说，唐代制举试策是对自汉以来“诏策”(诏举策试贤良文学)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在试策体制上有很多相同和相近之处。就唐代取士各科而言，制举稍晚于常科，而常科最初大都“止试策”，对后起的制举试策当有示范作用。如“光宅二年”吴师道所对《贤良方正策》五道，属制举试策，但其形式体制颇似进士试策，这可能是徐松致误的原因之一(徐松《登科记考》卷三“光宅二年”收其文，作进士试策，实误，详见拙文《〈登科记考〉“光宅二年进士试策”辨略》，《文献》2011年第1期)。另外，进士科所试诗、赋皆有“格律”，同样作为取士文体的试策也应有类似的体制要求。以上三条既是考量和认定唐代制举试策形式体制的基本条件、原则和方法，也一般地适用其他试策乃至所有文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