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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适《国语文学史》的价值 胡适《国语文学史》存在一些问题,不够成熟,但它是首次从国语角度审视、编纂的文学史著,开风气之先,它有其它文学史著不具备的价值和意义。 甲午战败,中国被迫重新认知自我和西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被摧毁。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民族国家意识发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积极寻求现代转型的途径,借文学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情被视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途径,晚清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等一系列文学改良运动承担着开发民智、塑造新型国民的使命。文学领域的变革“是在强烈的政治意识作用下进行的……旨归在‘国家’想象与叙事上”。以此为开端,清末民初对中国文学的改造始终伴随着国家民族意识的培育。遗憾的是,虽然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实施了从理论提倡到创作实践的一整套文学变革,但是文学在近代却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型。可以说中国文学史自创制起就未脱离古典文学经典思维的桎梏。而胡适《国语文学史》对古代经典文学脉络的质疑与弃置,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站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立场上对传统思维的反拨,并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给“全国读文学史的人们戴上一副新的眼镜,使他们忽然看见那平时看不见的琼楼玉宇,奇葩瑶草”。国语的介入,引领文学史著参与到现代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意识建构,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国语理念在文学史著述中的使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晚清文学国家话语为核心的言说方式。时代赋予文学以国家振兴的重任,个人立场的文学书写被淡化。胡适通过《国语文学史》中的国语向民众传达了文学不应局限于个体言说而应承担起国家责任这一理念。有资格入史的国语文学除了要满足书写媒介为白话的条件之外,书写对象要集中在贫民社会,对“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小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加以表现,“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子女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一切问题,都可写入文学,称之为国语文学。翻阅《国语文学史》,可以看到文人间的闲情唱和,“独怆然而涕下”的个人伤怀不受重视。李商隐的《锦瑟》和吴文英的《锁寒窗》属于个人悲怨情绪表达的作品,被胡适评价为诗、词史上的厄运之作。相反,对《孤儿行》、《孔雀东南飞》等汉乐府的推崇,对杜甫、白居易的大力褒扬等,无不体现出胡适对社会情形的关注。与《中国兴亡梦》、《新中国未来记》等晚清国家文学不同的是,《国语文学史》所选作品都为古典文学作品,不可能明确以现代国家为言说对象,而是通过所选的国语文学作品的展现以求民众对现代社会情状的关注,以期启蒙,达到建立理想中文物风教上佳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 《国语文学史》在对古文文学、上层文学的反拨中借国语文学建立了民间文学研究传统,确立了民间文学的正统地位。黎锦熙阅读《国语文学史》汉魏六朝一章后,对国语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系做了解释:“所谓‘国语文学’者,其源头大都起自民间,大都是各时代从民间涌现出来的‘反庙堂’的文学潮流,即如当汉初提倡‘古体散文’和‘词赋’的时候,民间的‘歌谣’和‘五言诗’也在那儿蓬蓬勃勃的盛行,这是绝不受庙堂体制之拘束的。”这个解读很能代表胡适对国语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关系的看法。具体到《国语文学史》,以国语标准来取舍中国文学,田野文学或平民文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加之之后的《白话文学史》对俗文学和民歌的提倡,可以说胡适用文学史著确立了俗文学、平民文学在历史上的一席之地。“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虽然这个相对偏激的观点在之后的文学研究中一再遭到质疑,但是不可否认胡适开创了民间文学研究的一脉传统,直至今日,民间文学研究仍十分活跃。对国语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几乎同时发生:1918年2月1日——也就是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同年——刘半农、沈伊默、周作人等人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简章》;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征集学术的、文艺的歌谣;1925年6月21日《国语周刊》公开征求中国谚语和民间文艺。1920年代民间文学专门刊物的诞生,以及对于歌谣和谚语的征集、研究,承接了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国语文学史》开创的民间文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巩固了民间文学的地位。文学史写作方面,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引入敦煌俗文学的发现和民间文学的研究两章;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专门述及民间文学之整理;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承续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插图本)详细叙述鼓词,更以通俗、民间文学为文学史叙述的主要内容:“所述明清文学,全以通俗文学为主”,践行了胡适以民间文学为主流的文学史观。 胡适将自己所作《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两篇文章视为文学革命的两方面:前者为破坏,后者为建设。提倡新文学,不仅要破,更要立。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提出,最终为了“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1920年代初期,文学革命刚刚兴起,国语文学概念仅有理论支撑,新文学建设仍处于幼稚阶段,创作很少且水平参差不齐,确立“国语文学”范本十分必要。《国语文学史》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缺,对新文学创作起引领作用。就新诗创作来讲,《国语文学史》提倡以现代白话入诗,经过胡适的最初尝试,成新诗创作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早期白话诗呈现“基本不用韵,不顾及平仄,随情感的起伏变换长短句式”的散文化倾向,与《国语文学史》视从五言诗到七言诗到长短句的形式变化为文学的进化观步调一致;现代新诗歌谣化也与《国语文学史》提倡民间文学不无关系,刘半农用江阴方言写作20余首四句头山歌,编成《瓦釜集》,刘大白《田主来》《卖布谣》等诗采用了歌谣的体式。此外,创作最为丰富的小说方面,社会问题小说和社会问题剧的出现,《国语文学史》对关注一切社会情状的提倡功不可没。 值得注意的是,国语内涵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势必提醒新文学作家们有意识地将个人创作与民族国家建构相联系,无论是对民族诗歌形式的继承,还是社会问题小说和戏剧的出现,国语理念对国家民族的过于重视,都存在压抑个人写作的可能,但是国语作为关键词对文学史书写的引导,给初期新文学的“立”划定了范围,规范和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 总之,胡适《国语文学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国语冠名的文学史著作,有筚路蓝缕、导夫先路的开创意义。胡适从国语进入文学史写作的思考具有历史必然性,向民众昭示了文学所应承载的民族国家重任,提升了民间文学的地位,提供了新的文学史叙述角度,对新文学创作起到指导的作用。其文学史著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国语概念本身,对文学史写作以及新文学创作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引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