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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糟糕的”《新著国语文学史》 值得注意的是,以国语为述史准则产出的两枚文学史著果实不仅未得到肯定评价,反而屡遭贬损。胡适自己评价其《国语文学史》是“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凌独见称其《新著国语文学史》“不过是部‘读书录’罢了”。胡云翼在《〈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中批评凌氏文学史“其错误可笑之处真触目皆是”。不仅如此,民国十三年八月七日的晨报副刊刊登了一篇署名衣萍的文章,名为《糟糕的国语文学史》。文中言辞激烈,称凌氏文学史是“糟糕的”,并称首次用“糟糕”一词形容凌氏文学史的人正是胡适。笔者并未在胡适的文章中找到任何对凌氏文学史的直接评价,至于胡适是否称其为“糟糕”,我们不得而知。章衣萍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他认为“糟糕”的理由:一是一部分抄袭胡适的《国语文学史》;二是未抄袭的部分“引证的错误,诗词句读的荒谬,论断的离奇,真可令人大笑三日”。胡适《国语文学史》成为章衣萍评判凌氏文学史好坏的重要标尺。诚然,胡适作为国语文学的倡导者,其《国语文学史》在中国“国语文学史”建构过程中至关重要。那么凌氏文学史相较于胡适《国语文学史》,是否如章衣萍所说如此“糟糕”?为何新文学建设理论中意义重大的国语的文学代入这两本文学史著后,均未得到肯定的评价? 章衣萍所说的凌氏文学史“抄袭”胡适的《国语文学史》,该如何理解呢?对比两部著作,凌氏文学史中的一些观点确实和胡适极为一致,只不过换了些表达语词。在论及汉朝散文时,凌独见写道:“元来汉朝国语散文也很多,不过我们没有工夫去寻他,现在且把胡适之先生《国语文学史》里所引的那一段抄过来,虽然是一斑,却可即此推知全豹了。”“抄过来”是一种事实。后文中引王褒的《僮约》时选取的句段与胡适《国语文学史》完全相同,而且评价的部分也与胡适如出一辙:“这篇东西,多少发笑,假使他用庙堂文学来做便不发笑了……于此,可见庙堂文学是死的,国语文学是活的。”对比胡适的原文:“这篇文章所以能使人开口一笑,全靠他把庙堂文学的架子完全收了,故能做出‘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的平民文学。”类似关于同一文学现象之评价相似的段落较多,如:对南北朝文学中儿女文学的评价;引杜牧所做的《李戡墓志》以及对杜牧诗作的评价;论述晚唐五代文学时对南朝儿女文学的评价,等等。对此,笔者认为,凌独见是胡适的学生,参加过国语讲习所,经由胡适的讲授介入国语文学史的写作,那么两本书之类似既可认为是直接的“抄袭”,也可以解释为学术传承或所见略同。只是凌独见将“没有功夫去寻他”“把……抄过来”一类的话写于文学史著作中,显得过分随意,不严肃,不规范,这“抄过来”的部分,从学术规范上看,确实“糟糕”。 然而,据凌独见所言,其之所以编写《新著国语文学史》是与胡适有不同的观点:“《国语文学史》,胡适之先生已编到十四讲了,大可拿他来现成用一用,为什么要另编呢?……我和胡先生意见上,有大不同的两点:1、他只主张从汉朝说起;我却主张从唐虞说起。2、区分时期上,他只分两期:北宋以前为第一期,南宋以后为第二期。我却认为必须要分四期,自唐到周为第一期,自秦到唐为第二期,自宋到清为第三期,民国以后为第四期。”关于“国语文学史”的论述起点问题,据黎锦熙记载,当时沈廉士针对胡适仅从汉、魏、六朝为起始编写“国语文学史”一事在《晨报副刊》曾经提出异议;黎锦熙本人在以《国语文学史》为讲义教授文学史时,也补编了秦以前的部分。黎锦熙和凌独见补编的理由,是他们认为汉代以前就存在浅明易懂的白话文学,自然应该入史。其实胡适并非否定此观点,他写于1928年的《白话文学史·自序》中提及他曾在1922年3月24日拟定了一个《国语文学史》的新纲目,除去引论,在原先的汉魏六朝文学之前加入了两章,即:《两千五百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是白话的吗?》文章中也有说明:“这个计画很可以代表我当时对于白话文学史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自然是加上汉以前的一段,从《国风》说起。”这个修改方案虽然最终没有实行,但是单看目录也可以证明胡适并未否认汉魏六朝以前的文学为国语文学。此外,1928年胡适修改《国语文学史》为《白话文学史》时,也曾写道:“我很抱歉,此书不曾从《三百篇》做起。这是因为我去年从外国回来,手头没有书籍,不敢做这一段很难做的研究。但我希望将来能补作一篇古代文学史,即作为这书的‘前编。’”由此可见,在国语文学史写作的起点问题上,凌氏文学史中把国语文学叙述起点移至唐虞,确实表现出自己的独见,相比胡适著《国语文学史》,有自己的特色。 关于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胡适曾与钱玄同讨论过:“钱玄同先生论足下所分中国文学之时期,以为有宋之文学不独承前、尤在启后。此意适以为甚是。足下分北宋以承前,分南宋以启后,似尚有可议者。”可见胡适本人对此分期也是多有疑虑。1922年,南开演讲版《国语文学史》作了重大修改:“原稿已成的十四讲,今删去(1)(13)两讲。(2)(3)(4)合为‘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一讲。(5)(6)(7)(8)合为‘唐代文学的白话化’一讲。中间吸收原(12)的大半(禅宗语录)。(9)(10)(11)(14)合为‘两宋的白话文学’一讲,中间也吸收(12)的一小半。原书分两期的计划,至此一齐打破。原书分北宋归上期,南宋归下期,尤无理。禅宗白话文的发现,与宋‘京本小说’的发现,是我这一次改革的大原因。”这一更改后的《国语文学史》演讲本除去未述及的中国文学部分,其它部分的分期和凌氏文学史区别并不算大。 综上所述,凌独见本与胡适本之不同部分,不仅不能成为称其“糟糕”的理由,反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胡适《国语文学史》讲义存留的缺憾。 不仅如此,凌氏文学史的独特性与贡献,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史结构的安排。凌独见认为:“时代生思想,思想生文学,文学是时代的产儿;所以要说那一时代的文学,先要说那一时代的情形。”所以每一章分为两个部分:“那时代的情形”(文学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和“那时代的文学”(文学本体叙述)。凌独见较早地将时代情形融入文学史书写实践,此举蕴含一定的民族意识。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较早使用“中国民族”的概念,将民族概念融入中国数千年历史演变中。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把中国文学发生的根源归结为时代的发展,并在文学史写作中将“时代”部分独立出来,这种文学史叙述模式,不仅交代了文学发生的时代场域,而且通过展示中国文学发展中特定的时代性以凸显中国民族在文学领域的历史变化,符合国语一词的民族内涵。二是从书写工具和传播角度对国语文学的分析。凌独见将国语文学古衰而今盛的原因之一归纳为印刷术和造纸术的日渐成熟:“查我国古代写字。非常烦难!是用刀漆等刻画在石金甲骨竹木上的,这样写字一天能写多少呢?直到周的邢夷造墨代漆,仲由造砚磨墨,秦的蒙恬,用鹿羊等毛制笔;后汉蔡伦,用破布鱼网造纸;从此写字,才方便一点,至于刻板印书,唐朝才发明;机器印书,清朝才从外国输入;这样说来:唐以前的文书,都是用手抄的了;以古比今,古代一人十年的抄写,现在只要一点钟就能印出,国语文学之古衰而今盛,这个或者也是一个缘故?”三是凌独见注意到胡适《国语文学史》中因国语立场过于看重作品的白话属性而舍弃了许多颇具审美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凌氏文学史叙述过程中经常出现对某一文学作品大加赞赏的同时,不无惋惜地发出“真是天地间的至文!可惜国文的色彩浓了一点”的叹息。《新著国语文学史》中类似评价的作品有:司马相如、司马迁、王充的作品,诸葛亮《出师表》,昭明太子的《文选》,任昉的《文章缘起》,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管仲的《答齐桓》,陶渊明诗文等等。正因为对文学审美性的重视,凌独见虽然认同胡适最普通的,最浅明的文学即是国语文学的观念,但是他却认为在追求白话的平民文学的同时,不应该降低文学审美性以迎合广大民众:“这种文字(管仲《答齐桓》),我们不该认他是古文的,读过几年书的人,似乎应该有这样的谈吐;元来我们提倡国语,是期望言文一致的,所谓言文一致,不是把我们的言文放到水平线下面去,是想把平民的言文提到水平线上面来,这一层,我们从事国语的人,多应该彻底谅解。”可以看出,凌氏文学史在叙述过程中力求在国语标准与文学审美性之间寻求统一平衡。 也正是因为凌独见希望兼顾国语和文学审美性,又因其认为“一国的语言,从时间说,有古今的不同;从空间说,有南北的不同”。国语标准具有不确定性,造成了凌氏文学史叙述过程中没有明晰的国语、文言界限,判断白话与否的标准不稳定而造成其文学史叙述不够成熟,偶尔前后矛盾。如凌独见在《本论》一章中断言唐诗一定是文言的,他解释道,从秦到唐的七百年“韵文则尚辞赋,散文则尚骈俪”,在这样的大潮流之中“即使要做白话文,也有些脱不了文言的窠臼”!但后文中白居易的诗文却被他赞为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唐代诗人杜牧、温庭筠、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坛更是被盛赞为国语文学史上的盛唐。不过,总体而言,偏重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是文学史著作中应有之义。 章衣萍以胡适《国语文学史》为绝对标尺评判凌氏文学史,也值得商榷。胡适称自己有历史癖,其对文学史的研究始于证明文学革命绝不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而是历史的必然。为文学革命寻求历史合法性,成为胡适讲述国语文学历史时隐藏的立足点。其不仅将古文与拉丁语相提并论,透过欧洲国语文学的兴起描绘中国文学革命的光辉前景,而且通过《国语文学史》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择选建立一条不断进化的白话文学历史脉络,并尊其为文学正宗。将文学史简化为“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明确的目的性使《国语文学史》不必展示文学历史的全貌,甚至不必努力还原其本来面目,大刀阔斧地截取史料以证明现实目的成为胡适这部文学史写作的主要特色。这部《国语文学史》只写到两宋便戛然而止,现存的半部已将胡适选取史料的原则凸显得十分鲜明。胡适的国语文学包含了两个方面相互渗透的内容:一是以现代白话为标准所选取的浅明易懂的文学作品;二是在古文统治时期寻出的一条平民文学脉络,包括平民创作的民间文学和以平民生活为蓝本创作的文学。对乐府诗、杜甫、白居易、寒山、苏轼、江西诗派的推崇,以及整体趋势上对白话韵文到长短句到宋词元曲再到白话新诗的进化过程的肯定,胡适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证实文学革命所倡导的新国语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国语文学史》的这种写作逻辑符合胡适本人推崇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治学方法。强烈的主观意识和单纯的目的性使得《国语文学史》成为一本用文学革命的意图阉割过的中国文学史著。 综上所述,作为诞生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就文本评价,确实算不得成熟之作,用它作为评判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的绝对标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凌氏文学史著虽存在抄袭的问题,有其“糟糕”的一面,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和独见,在一些方面弥补了胡适《国语文学史》的不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