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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十七年文学的地域问题 十七年文学是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文学，这是和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密切相关的，因而十七年文学的地域形态只可能是一体化内部的地域形态，不同地域文学的差异性也只可能是表面化的，甚至是形式主义的。 不过，当社会主义政权内部出现“裂隙”而且这种“裂隙”以地域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时候，文学的地域形态也相应地会出现深刻的差异。对于十七年文学而言，一个极为典型的个案是1962年的广州和上海的地域文学形态。1962年3月，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史称“广州会议”。同时召开的还有也被称为“广州会议”的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者会议。两个会议目的都是落实国民经济调整后的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冕”，这极大地振奋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会议之所以选择在广州召开，和当时广东以及中南局的领导人陶铸分不开。陶铸在其主政的中南局尤其是广东一直主张实行开明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据龚育之回忆，1961年秋天，在讨论和贯彻中央关于“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的指示过程中，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中南局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今后在中南，不要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因为陶铸的作用，广东的文艺风气相较其他地域较为温和宽松，文学风貌也较为多姿多彩。比如秦牧的那些小品化的散文在《羊城晚报》上频频发表，并赢得一片赞扬，就和广东的不那么严苛的文艺空气分不开，如果在其他地方，大概是难以免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之讥的。而同是在1962年，时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提出了文艺工作“大写十三年”的激进口号，认为强调只有写建国以来十三年建设生活的作品才是社会主义文学。这一激进的、狭隘的同时也是严苛的观点很明显与文艺调整的大气候不相符，和广州会议的氛围则大相径庭，因而也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邵荃麟等人的抵制。但形势很快逆转，柯庆施所支持的张春桥、姚文元等激进狭隘的文学力量迅速地发展，并取得压倒性优势。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学氛围和文学生态与广东的差异是极为明显的。两个地域文学形态的差异缘于主政者陶铸和柯庆施的差异，他们的差异也最终来自于中央政权内部对于文艺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的分歧。 综上所述，在一体化的文学时代，地域文学形态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化的差异，地域文学形态差异性的起源、限度和终结都源于政治内部的“裂隙”。这是我们关注十七年文学地域形态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