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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本位的艺术理念 郑振铎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与他独到的艺术理念是分不开的。这种理念不仅体现在他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上，还体现在他的创作当中。 在早期新文学的发展中，郑振铎首先是从一种理论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艺术理念。他既反对鸳鸯蝴蝶派在创作上的那种娱乐姿态，也反对正统文学的载道观念。他明确指出，“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见得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新文学观的建设》）他认为文学就是要抒发真性情，在提倡“血和泪的文学”的同时，他又认为“血和泪的文学不仅是单纯的‘血’与‘泪’，而且是必须顾到‘文学’二字。”（《杂谈·无题》）这种文学本位主义的理念使他超脱了那种狭隘的艺术视野，对当时的新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矫正。我们也不难发现，郑振铎先生的文学观念和鲁迅先生有着很多相通之处。他从来不是简单地为文学而文学，在提倡文学本位主义的同时，又非常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 对于中国新文学事业，郑振铎也并非只满足于理论上的构想，他从一开始就积极地进行着创作上的实践。和很多现代作家一样，郑振铎也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过重要的一笔。在“五四”时期一度流行的小诗热潮中，郑振铎是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他的那首《我是少年》则受到了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赏识。他在创作领域的涉猎相当广泛，曾先后尝试过诗歌、散文、散文诗、小说等多种文体。这些作品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情感，它们不但代表了早期新文学的创作水平，而且也引导了一大批作家在创作上的实践。 不过，郑振铎用心最多的还是散文，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在他的代表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话，“在我们的文学史里，最苦的是，抒情的散文太少。”因而，郑振铎极力提倡散文的抒情功能，如他的《山中杂记》《海燕》《欧行日记》《西行书简》《蛰居散记》《劫中得书记》等作品集，无不是以强烈的感染力著称。这种创作风格在他的小说中也有体现，比如他的《猫》《桂公塘》《黄公俊之后》等名篇，都带有着不同程度的散文化特征。值得一说的是，虽然郑振铎先生在创作中极为注重情感的表达，但是他所追求的并不是一味的小资情调。在他的作品中，有缠绵感伤的氛围，更有为民族大义拍案而起的冲冠之怒。像他的《街血洗去后》《六月一日》等文章，完全是一种大义凛然的控诉。 另外，郑振铎在新文学创作上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的原创作品中，还体现在他对外国作品的译介上。在他翻译外国作品的过程中，大都包含着一个二度创作的过程。他把自己的创作风格也带入到了所翻译的作品中，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比如他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影响了包括冰心、何其芳在内的很多著名现代作家。尤其是他在翻译那些童话作品的时候，更是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儿童的阅读特点，带有着浓郁的本土化特征。而这些翻译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当时的新文学创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