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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郑振铎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一生横跨多个领域，是众人眼里典型的“全才”。胡愈之先生曾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文学工作中，你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你都做出了平常一个人很少能做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郑振铎是较为复杂的一位，他不是一位简单的作家或学者，也从来没有将自己局限于一隅。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他都取得了令人叹服的成就。不过，他始终都执著于文学本位主义的理念，在所从事的每项工作中都积极推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伯乐”和“人梯” 在早期新文学的发展中，郑振铎是一位重要的推动者。他不但有着过人的社会活动能力，而且有着极为深厚的理论素养，在新文学建设上有一套自己的理念。他所主编的文学杂志和书籍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著名作家何其芳曾说过，“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是郑振铎先生编的《小说月报》的读者。他翻译的泰戈尔的《新月集》和《飞鸟集》，也是我当时喜欢的读物。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在北京教书，并且和章靳以同志一起编《文学季刊》。这个刊物对当时比较沉寂的北京的文学界，是起了推动作用的。曹禺的成名作《雷雨》，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悼念郑振铎先生》）可以说，郑振铎在新文学事业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很多作家走上文学道路，以及很多名篇佳作的问世，都和他的付出有着一定的关系。 早在“五四”运动之初，郑振铎就和当时很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崇高热情，积极投身到了改造社会的大潮中。“五四”运动刚爆发的时候，他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了一系列刊物，并大声疾呼：“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新社会〉发刊词》）文学研究会的创建是郑振铎先生文学事业中不可省略的一笔，作为该团体的发起人，他经大家推举起草了《文学研究会章程》，并确立了这样的宗旨：“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在新文学的建设上，郑振铎一开始就能表现出如此远见卓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对文学的理解不但冷静深刻而且视野开阔，这个宗旨也几乎成为了对他一生文学事业的精准概括。 郑振铎一生有过多种身份，而对现代文学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杂志编辑。在上世纪30年代，郁达夫就对他的编辑工作极为认可。他在主编文学刊物期间，对新作家的提携和新文学作品的推出更是功不可没，这也使他在现代文坛上长期处在一个中心位置。比如他所主编的著名副刊《学灯》，推出了很多重要的新文学作品，其中就有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后来，从茅盾那里接手主编《小说月报》后，他更是充分地发挥了“伯乐”的角色。著名作家许地山在他鼓动下走上了创作之路，并发表了《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等一系列重要作品。女作家庐隐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是由他推荐，而代表作《海滨故人》则是经他亲手发表。还有很多年轻的作家，因为得到了他的提携，而在文学道路获得了更为长远的发展。 在编辑事业上，郑振铎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在他高涨的工作热情中，渗透着一种国家和民族的大义。比如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他与叶圣陶、胡愈之等友人因不满当时的上海舆论界而创办了《公理日报》。胡愈之先生后来曾这样描述郑振铎这期间的工作状态，“你把一切都丢开了，整晚不睡觉，自己动手写稿、编报、校对、接洽印刷，还在你自己的家门口亲自派报，所有当时参加工作的朋友都比不上你的干劲。”（《哭振铎》）在郑振铎的编辑工作中，从来都是有热情而无私心。也正是因为这种高贵品格，才形成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强大凝聚力。他先后主编过《文学旬刊》《文学》月刊、《文学季刊》《文艺复兴》等刊物，几乎每一份刊物的周围都汇集了一个皇皇可观的作者群体。曹禺的《雷雨》、钱锺书的《围城》等现代文学经典都是发表在他所主编的文学刊物上。 郑振铎在编辑事业上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所主编的杂志上，还体现在所主编的一系列的文学书籍。在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里，除了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也把当时其他团体作家的优秀作品一并出版。此外，还有《鲁迅全集》《世界文库》《美国文学丛书》等等。这些文学书籍不仅对早期新文学成就作了总结，同时也拓展了新文学创作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郑振铎所从事的编辑和出版活动是其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集中地反映了他慧眼识英才的“伯乐”眼光和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