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日本学者眼目中的“人间鲁迅” “弃医从文”是鲁迅一生的大事。绍兴之所以被定义为周树人的故乡，是因为绍兴系周树人的出生地；而仙台之所以被定义为鲁迅的故乡，则是因为仙台系周树人“弃医从文”故事的发生地，医学的周树人从此逐渐蜕变为文学的鲁迅。因为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蕴含着极其珍贵的爱国主义的教育资源，所以在中国大陆受到特别重视，自然很难引起中国学者的质疑。而在日本，“鲁迅与仙台”之所以能够成就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与其说是因为《藤野先生》，毋宁说是因为《藤野先生》这个叙事文本中“弃医从文”这个文学事件更切实。不过，或许让中国学界大开眼界的倒是，日本学者对《藤野先生》真实性的质疑恰恰是从对鲁迅“弃医从文”事件的质疑开始的，而由此对于“人间鲁迅”阐释所抵达的深度，或许让某些中国学者感觉“惊悚”。 最初的质疑者是日本鲁迅研究的鼻祖竹内好： 鲁迅在仙台医专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立志于文学的事，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这是他的传记被传说化了的一例，我对其真实性抱有怀疑，认为这种事恐怕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件事在他的文学自觉上留下了某种投影却是无可怀疑的……幻灯事件和立志从文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我的判断。……我执拗地抗议把他的传记传说化，绝非是想跟谁过不去，而是因为这关系到鲁迅文学解释中最根本的问题。不能为了把话说得有趣而扭曲真实。(16) 竹内好的质疑仅仅是一个开端，更具力度的质疑来自日本东北大学“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课题组，他们从竹内好的“被传说化”开始转向对鲁迅“自我传说化”的深度质疑，并且为此提供了大量的事实依据。 关于“弃医从文”的原因，鲁迅在《呐喊·自序》(1922)、《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1925)、《藤野先生》(1926)等多部作品中自我分析过。一般来说，一个人职业定位改变最真实、最深刻的原因大多缘自个人的内在因素。如果一个人在自我分析其原因时，一再强调自身之外的“利他”因素，缺乏自身原因的深刻反思，那么，其自我形象塑造得越高大越神圣，越难抵挡住外人对其真实性的怀疑。不幸的是，鲁迅的多次自我分析，一再强调的正是个人之外的利他因素。日本学者阿部兼也的质疑之剑也就对准了鲁迅本身： 试想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面对狂暴的日军的野蛮行径，除了忍气吞声，又能作些什么呢？再则，所谓精神高于肉体的说法，似乎是一种能够使人接受的理由，细细想来，轻视肉体的结果并不必然带来对精神的重视。而且鲁迅选择医学的理由之一是为了促进人们对维新的信仰，这正说明了他是重视精神才选择了医学，那么，他的放弃医学的这一理由也就更难成立了。(17) 仔细想来，阿部兼也的三点质疑，每一点都有相当的力度。既然鲁迅学医也是因为懂得“医学维新”的社会功能，且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18)，那么鲁迅为了国民精神维新而弃医从文的说法自然不能自圆其说了。 再者，鲁迅虽然重视人的精神建设，但是鲁迅并不以牺牲人的肉体为代价：“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19)为此，以生存为首要原则的鲁迅同时主张“壕堑战”：“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20) 中国的“俄探”被处死的幻灯片是鲁迅弃医从文的核心事件，但是迄今为止，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看过这张幻灯片，因为1965年在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里发现了一套十五枚日俄战争时期的幻灯底片(原版)，却唯独没有发现中国的“俄探”被处死的这一张。 鲁迅的细菌学理论课是在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开设，也即1906年1月8日起开始，担任该课程的教授系中川爱咲。中川获美国博士学位后又到欧洲留学，从德国回国时，买来一架幻灯机，医专会计说太贵不好报销，他就说从他薪金里扣好了。“中川是个讲时髦的资产家，半自费从德国买来昂贵的幻灯机，用于教学。”(21)1965年夏东北大学医学部石田名香雄博士在整理教室时，发现了这台德国制造的幻灯机和一套日俄战争时期的幻灯片，但其中却没有中国“俄探”。据鲁迅同班同学并曾担任班长的铃木逸太回忆说，在中川教授的课堂里，看过四五次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却不记得是否看过中国“俄探”被处死的幻灯片。“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的成员渡边襄甚至推断说：“缺少的原版幻灯片中，有处死俄探画面的可能性似乎很小。”虽然教室里没有找到这张幻灯片，但是，“那时的报刊杂志的报道、插图和照片中，有关于处死中国人‘俄探’的报道”(22)。 仙台医专后门(东门)外的街道叫樱小路，路东正对校门有一家晚翠轩牛奶铺，摆着四五张桌子，可以吃点心、面包，喝牛奶，还可以翻阅《河北新报》、《东北新闻》等报刊，鲁迅常来这里喝牛奶、看报纸。1905年7月28日日本《河北新报》第二版就载有《四名俄探被斩首》的通讯： 今天下午三时，听说有俄探要被斩首，我刚好是从兵站部返回的途中，也就赶去看了。地点是在距铁岭街约“五”丁的南面的坟地。……看热闹的照例是清人，男女老幼五千余人推推搡搡，拥成一片，蒜臭扑鼻，令人喘不过气来。(23) 这就是说，鲁迅或许并不是在教室里看到了中国“俄探”被处死的幻灯片，而是在《河北新报》或《东北新闻》等日本报刊上看到了类似的新闻报道，从而利用小说手法把它们嫁接到课堂的幻灯片。渡边襄是日本东北大学“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课题组成员，长期从事史料的调查和考证。他从三部作品关于同一事件叙述中时间、地点、处死方法、旁观者、医专学生的反应以及鲁迅的看法等六个方面做了比较，在三部作品的叙述中，各自的细节有一些细微的出入。从“时间”上看，《〈呐喊〉·自序》写的是课间，《藤野先生》却是课堂的富余时间，但《著者自叙传略》又是日俄战争时的一个偶然的时间，不在课堂。从“地点”上看，《著者自叙传略》也没有像前两篇一样明确写着仙台医专。特别是从“处死方法”来看，《藤野先生》是枪杀，其他与报载一致是斩首，在关键细节上前后缺乏一贯性。因此其结论是，“《藤野先生》是以仙台医专时代为素材的自传体的创作”，其中“富有小说式的表达”(24)。 《藤野先生》中强调了旁观的同学们全都拍手、喝彩，欢呼“万岁”，但铃木逸太的回忆却断然否定这个说法：“不，没有。没有这种场面。看的时候，大家都是很肃静的。”“没那么回事。”(25)而这种欢呼“万岁”的场景，则完全可能是鲁迅对课堂外场景的又一次移植。据调查会的调查，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仙台有五次市民祝捷大会，其中第一、二次是在鲁迅入学之前，后面三次鲁迅同在仙台，其中第三次系1905年1月5日在仙台停车场前广场举行，祝贺日本攻克旅顺，有15000人参加。《仙台市史》的记载，就有“锣鼓喧天，高喊万岁”等形容： 是在得到了攻克旅顺的捷报后，在仙台停车场前广场召开的。有一万五千余名市民参加。会场装点着国旗和彩旗，由乐队演奏了乐曲，并鸣放了烟花爆竹。当爱宕山山顶的焰火升起之际，走上街头的市民们锣鼓喧天，高喊万岁。(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