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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文化：“反叛”与“反思”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集中而猛烈的“反叛”，是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反叛性是《新青年》重要但不是唯一的特征。《新青年》的“反叛”之中更有一种深刻的“反思”。实际上，“反思”更能代表《新青年》对传统文化的作为。 1916年2月《新青年》上发表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该文对孔子的态度有贬有褒，但开启了“批孔”的先例。由于提倡“尊孔”者大都与北洋政权相互倚重，更何况袁世凯也曾颁布一系列尊崇伦常、尊崇孔圣的文章，因此，《新青年》同人对“中庸”的批判方式并不满足，于是迅速将“平议”转为“打孔”。 《新青年》“打孔”的态度是坚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人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说法。胡适在1921年6月16日所写的《〈吴虞文录〉序》中也只是明确提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15]并非“打倒孔家店”。而这位被认为是“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作为《新青年》的主将，写有《吃人与礼教》《非孝》《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一系列文章，的确对旧礼教和儒家学说构成了犀利的批判，但也从未有过“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1919年11月1日，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吃人与礼教》一文，认为儒家思想“祸国殃民，为祸之烈，百倍于洪水猛兽也”，因此呼吁：“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已吁！”这其中“革新”的意味远比“除旧”要更加浓厚。 如今，“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更为人所知，但事实上，“打倒孔家店”是从“打孔家店”中以讹传讹得来。1936年担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曾有这样的表述：“吴虞——这位曾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双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却是最无忌惮地，最勇敢地戳穿了孔教多方面所掩藏的历史污秽。”[16]在这里，陈伯达将“只手”变为了“双手”，将“打孔家店”变为了“打倒孔家店”，这样的以讹传讹并非陈伯达一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何干等人也有过此类引用。这种错误虽然难以判断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过，但其结果是肯定的，即五四时期“打孔家店”的思想变为了后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可以说，这是后人在为五四时期与传统儒学思想的“割裂”寻找源头。但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以及《新青年》同人，都从未与传统文化真正“割裂”。 之所以在此咬文嚼字，是因为“打孔家店”和“打倒孔家店”，一字之差，其中却有本质的差别。“打孔家店”更多的是批评传统，而“打倒孔家店”则是全盘否定传统。此时的《新青年》同人正在努力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寻找一种价值范式。在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社会怎样发展、国家如何久立、个人如何自处都是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与其说《新青年》是反传统的，不如说它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的反思。1934年，胡适发表了长达五万字的论文《说儒》，在胡适致陈之藩的信中说道：“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你看见了我的《说儒》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17]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于整个儒家文化，胡适否定的只是旧有的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而不是儒学本身。”[18]不仅是胡适，《新青年》同人都是在反思儒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进而对儒家“旧有的教化的”思想进行批判。 真正传统的东西是反不了的，一反就倒的只能是历史的残渣。尽管在一片反传统的呼声中，《新青年》可以说是以激进态度批判传统文化的典型，但需要看到的是《新青年》虽然一方面在与古老的传统文化决裂，但另一方面却有意无意地在向传统文化回归，它是横跨传统与现代的。这其中，《新青年》同人所展现出的“忧患意识”则是最好的证明。从周朝的“忧君”到孔孟的“忧道”“忧天下”，从屈原到杜甫，从范仲淹到顾炎武，历代仁人志士所怀有的殷忧报国的理想，爱国主义的情怀，实际上都是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陈独秀坦言“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1]，还是鲁迅所言“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19]。或是李大钊所感叹的“异族之觇吾国者，辄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9]都可见深切的忧虑之中不乏愤慨与坚定，这些均是忧患意识的体现。正是因为忧患意识的不断激发，使得《新青年》拥有了不断“立新”的内在驱动力，恰如陈独秀所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0] 从另一个角度说，《新青年》同人也无法做到真正与传统文化的割裂。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16年易名为《新青年》，除陈独秀、高一涵等创刊者外，作者队伍开始不断壮大，新进作者有胡适、李大钊、吴稚晖、刘半农、苏曼殊、杨昌济、陶履恭、吴虞等。其中，新文学作家也不在少数，如周作人、鲁迅、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陈衡哲等，都为该时期文学创作增添了活力。而这些作家的共性也是很明显的，即都有一种跨文化的品格特质。比如刘半农曾留学英国，在英国创造了“她”，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更是“她”字的最好实践，但同一首诗中，一唱三叹、曲折繁复的抒情方式与民歌及古典诗歌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再如陈衡哲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发表的小说《小雨点》，融合了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其发表于第六卷第五号的新诗《鸟》，所选用的意象“飞鸟”，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寻常意象”，“中国诗歌自古以来就不缺乏飞动于空中同时也飞动于诗人心中的各种鸟类”[21]。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新青年》的反传统，从言论到创作，激烈的反叛中蕴含着深刻的反思。 面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惰性，折衷调和的言论远不如投枪匕首更加有效。胡适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最为典型：“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