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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胜迹、废墟与作家的黍离感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都，西安这座城市在文人眼中是：“任踏一砖，即疑为秦；偶拾一瓦，又疑为汉。人谓长安灰尘，皆五千年故物，信然耶？”[19]加之，秦中有金石渊薮之称，故此，海内博雅君子涉足于此，一则为了寻古访胜，二则无不肆力搜求购买碑帖。唐代王建有诗云：“古碑凭人拓，闲诗任客吟。”唐时长安碑帖业就已经很兴隆了，到清乾隆年间山东人赵均在其《游碑林日记》里描述：“秦人射利贩字遍天下，凡穷乡村塾，皆知碑洞，固奇观也。历常巷到学宫，多列帖肆，充积为堵墙。”[7]282—283由此可见，长安碑帖业发达的迹象。1924年鲁迅先生到西安，游碑林、孔庙、大小雁塔、看灞桥曲江，前后七次“阅市”，穷搜西安古碑，先后购买了《张僧妙碑》《大智禅师碑侧》《苍公碑》等碑帖。 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家逗留西安之际，留下了大量的小说、述胜、散记之类的作品，或表现西北人的生活状况，或抒发西安城衰败的哀痛，或为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提供资料依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作家张恨水到西北考察，历时近3个月，写下了《燕归来》《小西天》两部长篇小说以反映西北大社会，并将西北沿途所见所闻写成了《西游小记》游记，介绍风景名胜、民生民俗、历史地理，以引起国人对于开发西北的关注。碑林是但凡至西安的文人必然要拜谒的地方，张恨水也不例外。“进门在苍苔满径的小巷子里过，正北有个小殿，供有孔子的塑像，朝南有三进旧的屋宇，一齐拆通，一列一列的立着石碑。这里面共分着10区，第一区的唐隶，第二区的《颜字家庙碑》《圣教序》《多宝塔》，第三区的《十三经》全文，第六区的《景教流行碑》(大唐建中二年刻石)，这都是国内惟一无二的国宝，在别的所在，是看不到的。”[8]50其实，碑林在宋时就有了，宋人王辟之云：“长安故都，多古碑石，景祐初，庄献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时姜遵知永兴，尽力于塔，悉取碑碣以为塔材，汉唐公卿墓石，十亡八九。杨大年《谈苑》叙五行德金石厄事，宋有国百余年，长安碑刻再厄矣，惜哉，惜哉！”[20]70南宋吴曾亦云：“元祐中，韩丞相玉汝帅长安，修石桥，督责甚竣。村民急于应期，率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尽矣！说者，谓石刻之一厄会也。”[21]349后来在转运使吕大忠的倡议下，由京兆府学官黎持主持，先周密计划，后命役兴工，“凡石刻僵仆者，悉攀置于其地，东西陈列。明皇孝经及建学碑则立之中央，颜、褚、欧阳、徐、柳之书，逮偏夸字源之类，则分布于庭之左右。如入东序，河图洛书，大壁琬琰，烂然盈目。”③清初，再刻《圣教序》与《淳化阁帖》于其中，中西交通史上极有价值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发现后，亦藏于此，林语堂则在其《朱门》里反复讲述此碑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此外，在西安，“新城大楼”也是作家必然要提及的地域。此地原是民国时的绥靖公署所在，明朝的秦王府，清朝驻防旗人的校场，辛亥革命时期被焚之一炬，民国十年(1921)，杨虎城在此重建大楼，谓之“新城”。另有省立第一图书馆是西安城内重要的胜迹，此处珍藏的《宋版碛砂藏经》是著名的佛教典籍丛书，它是南宋理宗时平江府碛砂(今江苏吴县)延圣禅院大藏经局开版雕印的，是研究宋代艺术尤为重要的文献。1923年康有为在卧龙寺所发生的“盗经事件”中所盗之经指的即是此经，旅陕作家的文本里多描述了“康圣人盗经”之事。 当作家走遍城里街衢巷道，寻找历史遗迹之际，他们仍热衷于到郊外寻访胜迹。如果从东而来，过华山，经临潼，就可见唐明皇与杨玉环的行宫华清池。华清池故址，在今临潼县南门外的骊山下，系唐贞观十八年(644)所建。咸亨二年(671)改名为温泉宫，天宝六年(744)仍复旧名。然而，当年建筑被清朝咸丰年间战乱毁坏，现在的建筑乃为同治年间新造。华清池本起源于骊山脚下的温泉，经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历代文人的吟咏，从而久负盛名。历来有杜牧的《过华清池》、洪昇的《长生殿》、白朴的《梧桐雨》。近代以来，有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就连鲁迅先生也有写历史剧《杨贵妃》的打算，这些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将华清池的文化内涵打造出来了。与华清池演绎帝妃间朝不保夕的悲剧爱情不同，武家坡这个地域传诵着另一个坚贞的爱情故事。王宝钏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有《宝钏》曲词，弹词《龙凤金钗传》，京剧《红鬃烈马》《花园赠金》《彩楼配》《三击掌》《探寒窑》《平贵别窑》《武家坡》《大登殿》等，秦腔则有《五典坡》，也有如《陕西民间传说》《中国民间传说》《历代名女的传说》等故事书的记载。大概是民间这种广泛的影响力，清末在曲江修建了王宝钏祠堂，可是，到民国时期武家坡所处的曲江已是一片平地。30年代作家张恨水到此，“但见山容入画，树影连村，麦秀平畴，鸦翻白日。昔时宫殿乐游燕喜之迹，已丝毫不见”[22]331。 从西安出西关，行至40华里便是渭水桥，作家们吟着唐诗，感叹着周的灵囿、秦的阿房宫全看不到了，只见“咸阳城外，临水有三五十户人家，映带着两个小箭楼，和一条混浊的渭水照着，那种荒寒的景象，是深深的印在我们脑筋里”[8]59。而“河岸两边，都停有渡船四五只。这船和黄河的渡船，形式也差不多，是平扁的，舱面上盖着板子，骡车人担，一齐上船。……扶橹的汉子脱得赤条条的，不挂一根丝，口里吆喝着，当是指挥的口令。在他的指挥下，有四五个船夫，拿着瘦小的树干，当了篙撑”[8]59。作家如数家珍地描写古城的废墟遗迹，兴废无常之中寄托着他们领略到的历史变迁的信息，从而滋生出无尽的黍离之悲。1924年鲁迅先生应邀在西安讲学，返京后写下《说胡须》：“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23]174显然鲁迅对西安失望之极，同行的孙伏园也哀叹：“唐都并不是现在的长安，现在的长安城里几乎看不见一点唐人的遗迹。……陵墓而外，古代建筑物，如大小二雁塔，名声虽然甚为好听，但细看他的重修碑记，至早也只不过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起古代的印象？照样重修，原不要紧，但看建筑时大抵加入新鲜份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远。”[24]519这使我们想起从盛唐之后，大凡在陕以及入陕学人的诗词来。白居易吟道：“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阁锁春云。”[25]228韦庄诗云：“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26]317因而，在民国作者笔下出现这样的描写也不足为奇。历史兴废无常，敏感的作家感悟到都市盛衰盈虚的信息，西安这座千年古都，确实有太多萧条、悲凉的缘由了。 仅就20世纪初期而言，1900-1901年，陕西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城内大批人口饿毙，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民国十八年(1929)，关中的灾荒达到惊人的程度。至1930年代末期西安都市人口有11万，商户占千户，而饥民却有3万人。潼西路上，除了麦田已不容易找到其他树木，遍地都是荒山土岭，而且人烟也很稀少。据笔者所看到的民国报刊讲，灾民拆屋卖料之事常见。南北蜿蜒成堆的是从屋上拆下来的旧木料，宛如露天市场，门窗板柱应有尽有。商店前马路上灾民如织，当以旱灾为最。咸阳等80个县夙年大旱，颗粒无收，自然灾害也很严重。这种灾害蔓延全陕达到7/10，尤以关中陕南为最。天灾人祸战火使民国西安愈发荒凉残败，对作家而言，“在西安一个墓场似的荒凉旧都，——黄昏却给了我一个难忘的印象。是天空卷着黄沙的时候，满城乌鸦的院子里，窗口飘来令人窒息着的叫声，屋子里是昏暗的，火油灯闪闪地在寒冷的风中飘摇着，心是那么沉着。”[27]这种深刻的城市体验可能只有在西安城里才能找得到。国都地位的丧失，长期处于封闭环境之中的西安城市“虽然电报局、电话局也在胜利怠工之中，但外表上，这里确有秦、汉、唐、宋等等的尸骸气，加上陇海路运来的洋里洋气。陇海路的火车头一声声啸叫，挟带着一个象征，但也冲不破这里的衰老”[28]304。 显然，当作家描写那些胜迹废墟时，他们的城市生活体验是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味道的，但是也不能简单将其称之为凭吊、感伤情怀。因为这些民国作家们都接受了新式的现代教育，拥有现代思想和理念，所以当他们面对城市的新鲜事物——南北大街的电灯与电器设备，平整干净的柏油马路，黄包车，装有橡皮轮胎的汽车，中央公园等新鲜事物时，在林语堂的心里，西安“这座城市充满了强烈的对比，有古城墙、骡车和现代汽车，有高大、苍老的北方商人和穿着中山装的年轻忠党爱国志士，有不识字的军阀和无赖的士兵，有骗子和娼妓，有厨房临着路边而前门褪色的老饭馆和现代豪华的‘中国旅行饭店’，有骆驼商旅团和堂堂的铁路竞争，还有裹着紫袍的喇嘛僧，少数因没有马匹可骑而茫然若失的蒙古人和数以千计包着头巾的回教徒，尤其是城西北角处更易见到这些对比。”[1]18的确，西安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都城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裹挟着缓步前行，像一切古老的城市在现代转型期间一样，都出现古今中外文化杂糅的特征。然而，较之都市的繁华，作家们更钟情于都城的凋残，因为从中他们感悟出了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类命运永恒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中的西安已然转化为一个审美意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