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西安作为一座拥有几千年都城史的古都，近代以来，逐渐走上了现代化发展之路，街市上出现了代表着外国都市技术之一的碎石马路和一些现代商业市场等都市景观。民国时期的作家们从物质文化、历史遗迹、文化新空间等视域勾勒出这座城市古今杂糅，现代与传统交融的特点，尤其是从新学堂、书局、书店、报馆这些新兴文化空间上，展示出西安艰难地迈向现代都市的历史进程以及旺盛的城市生命力。 关 键 词：民国文学/西安/城市景观/文化空间/现代化城市 基金项目：第52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2M521736) 作者简介：刘宁，女，陕西咸阳市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陕西 西安 710062，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从1900年到1949年是中国社会经历重大历史变革的重要时期，也是西安城市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阶段。这段历史距离我们较近，绝大多数资料还以碎片形式、原始状态存在于各种载体之中。鉴此，抢救资料，复原近现代西安城市的历史人文地理就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工作。西安作为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历代文人的吟咏已经赋予了它丰富的文化意蕴和旺盛的城市生命力。然而，当下有关近现代西安城市研究在地理分布、环境、结构等层面涉猎较多，而对城市景观和都市文化的研究相对薄弱。城市的布局、地理空间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城市是人的居所，人是城市的主体，人与城的关系始终是探讨城市生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文学是人文学科中极重要的分支之一，它延伸到个体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处，因此，从文学视域，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一起来考量近现代西安的都市景观和文化空间，或许更能发现西安城市鲜活而旺盛的生命力，廓清长期以来不被人所知的近现代身影。 一、街道景观与南院门 城市景观是人们在城市表面留下的印迹，与乡村景观不同的是，城市的街巷、建筑、住宅、商场、书店、影院、寺院、学校是构成城市丰富多样的人文景观必不可少的内容。毫无疑问，作为一座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名城，西安的历史古迹、文化建筑遍布。同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化的城市街区巷道、文化娱乐空间也在不断涌现。据美国著名地理学家索尔讲：在连续时期内对一个地区景观的再现，就是该地区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家是一个思想敏锐的群体，他们凭借自己浓烈的情感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往往能够构建出一座城市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观来，这些景观在作家的描述下不仅可以获得强大的隐喻力量，而且作家也会凭借自己深刻的城市生活体验，将城市景观创造成“心灵的王国”。显然，文学作品对景观的表述在塑造城市景观的地理学构想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因此，文学文本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述的呈现。与京海派文学相比较，近现代描写西安的文学未成大气候，但是，从现存的本土作家文本中仍可见当时西安都市文化生活一斑。加之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深厚的历史文化吸引着大量的国内外学者、作家和游客来此旅游、考察，也因此留下林林总总描写西安的小说、诗歌、随笔、游记等文字。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大文豪，还是小作者，都喜欢从描写街道开始。 街道是城市基础设施，联系着城市各个空间，因此，若从街道角度来透析城市，便能观察到城市的经济水准、社会阶层分布以及文化生活。民国时期西安“城内一共有两条总路：一由东门到西门，其一则由南门到北门。两路的交叉点，便是一座钟楼，用此将两条总路线分为东南西北四条大街。”[1]对于作家，描述这种街道布局只是他们对这座城市最初的印象，他们更在于对街道景观的展现。1924年，王桐龄应西北大学之邀前来暑假班讲学，之后他在《陕西旅行记》中写道：“长安城东西宽约七八里，南北长约四五里，周围约二十四五里，东西二门及由东至西之大街稍偏南，故北半城较大，南半城较小。”[2]241930年代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来到西安考察，在《中国——我的姐妹》一著中这样描述西安的街道状况：“下着雨，虽然是小阵雨，但是足够让整个地区变为泥泞的海洋。省长禁止所有车辆和牲畜出门。不然的话，几个小时之内，泥土公路就会消失掉，整个城市的车辆就会被黄泥淹没。”[3]404的确，民国西安街道的尘土非常严重。1943年，林语堂到西安也深有感触，他在其长篇小说《朱门》中描写道：“街道肮脏，狂风从已被骡车压成沟槽的人行道上刮起尘土，下雨的时候，污水流不进柏油路和人行道之间的水沟，于是把骡马压痕化作一片泥浆。而一旦天放晴，轻风又扬起尘土，抹的行人一脸的灰。”[4]1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身泥，这是民国作家对近代西安城市的深刻印象之一。 然而，城里也并非全是土路，在清宣宗旻宁道光元年以前，东西南北大街均用石条铺路。街心是官员的行车道，铺人字形石条，两边的石条则是成排铺的，难免有些松弛。至民国初年张凤翙做都督时才将各大街的石条路翻修了一次，但不久就残破不全了。据1924年，王桐龄所见：“大街皆石路，用长四五尺，宽二三尺之大石砌成，多系数百年前旧物，高低凹凸不平，车行颠簸甚。小巷皆土路，多坑坎，过风则扬灰沙，下雨则成泥泞，行人裹足。”[2]26这种状况，到了1927年冯玉祥督陕时才有所改善，冯氏将残破的石条路面全部拆掉，在石子和土筑好的马路边镶上了石条，但这也仅是在主街道所做的部分修葺，整个西安城的街市道路状况还是比较差。直到1932年国民政府确定西安为陪都后，“西安市政工程处长张丙昌修筑碎石路。以西安南大街，东西木头市，南广济街、盐店街、二府街、粉巷等各处道路较为重要”[5]。碎石马路是1820年代运用在美国的马路关卡，19世纪下半叶成为普及欧洲和北美洲的标准技术，这种道路利用好几层不同的碎石子铺设稳固且富弹性的路基，从而使得道路可以承受更大的重量，不同路面的材质可用于铺设碎石马路的最上面，如石板、木头、柏油或沥青，有时除了泼洒防尘的一层薄油和煤渣的混合物之外，便不加其他铺设。据陈赓雅在《西北视察记》中所述：“各街道正由主管机关逐渐修筑碎石路，惟因测量水准种种缘故，沟道尚少注意，致雨水无法外泄，有时泥泞不堪耳。”[6]294不过，“主要街道很宽，石块铺路，人行道上甚至栽种了几棵树木。这里也可以看出行政管理机构办事迅速有力，力图提高本地的水平。主要街道纵横交错，布局和北平类似，城市中心有座圆鼓鼓的钟楼，设有岗哨，当某地发生火灾时，就会报警。广场上有几座欧式的现代化的房子，那里面是上海一些公司的分号，里面还有几家藏书丰富的书店，大概是因为这里的居民用读书来补偿与世隔绝的状况吧。”[3]396上述资料表明：从“1930年至1937年，是民国时期陕西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得以发展，文化开始振兴的黄金时期。造就这一黄金岁月的主要缘由，首先是因为握有重兵、倾向进步的杨虎城将军开始登上了陕西政坛。”[7]55-561930年杨虎城掌握治陕军政大权之后，集中抓教育、水利，任命南汉宸、李仪祉、王幼农等一批杰出人物出掌陕西地区一些重要部门要职，在政府推进下，酝酿已久的阿房宫大戏院建成了。1932年，《西京日报》、西京医院以及陇海铁路潼西段工程与西兰公路等一系列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均在积极筹建之中。同年，国民党委派张继负责西京筹备委员会的创建，在西京筹备委员会存在的十余年期间标卖了些原来“满城”的官地和其他地方的零星官地，测绘了西安城和郊区的地图，用飞机拍照了咸阳地区的航空地图，组织人马调查西安周围的名胜古迹，修筑了部分西安城市的街道。这样“城里的街道，有新的，有旧的，有新兴的，鼓楼东大街完全是新路，宽有六七丈，是马路式的土路，有明沟，也有路树[行道树]。两旁的店户，有平房也有楼房，如旅馆、饭店、洗澡堂、汽油灯行(这是西安的特种买卖)、长途汽车行，都在这一带，大概是旅客集合的地方。鼓楼西大街，那是旧式的。街宽不过一丈多，汽车是刚好过去。两旁的店户，十之八九是旧式的，大概是旧日精华所在，什么店铺也有。”[8]46-47 伴随着街道状态的好转，西安城市的交通也发生了变化。早在1922年陕西长潼汽车公司抽调两辆汽车在钟楼到东门一带营业，这便是西安最早的公共汽车了。1934年7月，又以美国1933年产的小道奇和雪佛兰客车各一辆及技术优良司机两名，投入市内营运。①民国时期，像其他中国城市一样，西安街上呈现18世纪的大车、牛车和20世纪现代化的汽车比赛的景观。黄包车是西安城内能够延伸到大街小巷的交通工具。林语堂在其《朱门》中多次讲述主人公乘坐黄包车往来于城市各个区域及街巷之间。如果说街道是城市的血管的话，那么这些黄包车则保证了城市的运输和人员流动。 在1934年陇海线开通之前，作家们几乎一致认为南院门是民国西安最繁华的街区。所谓南院门，实指竹笆市以西，南广济街、五味什字以东，东西长约三四百米，北起马坊门，南至粉巷——五味什字大道，南北宽约200余米的地域。据《咸宁县志》记载：“清顺治元年(1644年)，陕西总督部院行署设此，因与鼓楼北的巡抚部院相对，故名南院，门前街道得名南院门。”[9]23南院门兴起于1920年代，在其最为繁华时期，这里是西安商业区的集合地，各种作坊、商铺、药店、饮食服务行业几乎都集中于此。“有几家商店，也改建几层楼的新式门面，似乎也很堂皇，这一带百货商店里面所陈列的，都是洋货，尤以改了牌号的东洋货为最多。”[10]从这些作者的描述中，可见当年的西安南院门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各种商铺云集于此。民国二十年(1931)，浙江宁波人许庸令在南院门购进鼎立商馆铺底，开设了“亨德利”钟表眼镜公司，这是西安第一家大型钟表店。民国二十三年(1934)，宁波人周庆标在南院门开设“大西洋”钟表行，后来又有北平慎昌钟表行在西安开设了“慎昌”钟表行。“世界”、“五洲”大药房也开设在此。“世界”大药房位于街心花园的东北隅，经营西药及一般医疗器械，后来经营百货。随着西安商业在南院门及其附近集结，“西京市商业，年来机关增多，交通发达，日呈繁荣之象。如中山大街(东大街)、竹笆市、民众大街(南院门)一带，均为百货、绸缎、皮货、纸庄等商店，装潢尚不少新式者。旅馆饭店，如中山大街之西京饭店，建筑设备，在西北尚属难得。街道亦甚宽敞，人车分行，可免杂沓”[6]293-294。然而，至“1934年陇海铁路西展至西安，火车站成为新的对外交通联系的枢纽地，火车站正南所对尚仁路沿线成为商业发展的繁荣区域”[11]199。 西安另一处繁华地段是东大街。在接近钟楼处有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这是1912年英国人罗士所建的西安老邮政局。而沿着这条大街至端履门十字往东路南是前清西安府“考院”所在范围，光绪二十八年(1902)则将“关中书院”改为“陕西高等学堂”，并迁到原“考院”旧址上。这所高等学堂是当时陕西的最高学府，曾聘日本国静冈郡人足立喜六为教习，他在此任教期间利用课余时间考察，写下了《长安史迹考》。路北西头民国初年间建有“基督教青年会”。在东大街南院门附近还有阿房宫电影院，国产片和舶来货都有，有声无声皆可播放。西京大戏院后来也改迁到东大街。据一些作者描述，当时有公共汽车专驶向西京大戏院，为的就是一观《渔光曲》。民光大戏院在南院门附近的马坊门。在东大街还有著名的开元寺，元时《开元寺兴致碑》曰：“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于‘延庆殿’(在兴庆宫内)与胜光师论佛恩德，乃令天下卅府各置开元寺一所。”[12]19《通志》里讲：“宋建隆四年中书令王彦超修。明嘉靖中亦增修。谨按：寺内有唐《琼公道行碑》、元《华严世界海图》、唐梵体《陀罗尼幢刻石》《兴致碑》，上有绘像，延佑(元)六年立。”[12]19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中也提及：“钟楼之东，有开元寺，唐开元年间所建。宋建隆、明嘉靖、清康熙时，屡有增修。原藏有宋版《全藏》三千余册，为国内孤本，现已移入省立图书馆，寺已改为警察派出所，而四周围娼寮所据，诚有玷名胜也。”[13]169这是讲，在陆建章督陕时，曾经所做的最坏一件事就是将开元寺变成妓女大本营。古时延讲佛法之地演变成妓女迎来送往之地，确实令人扼腕叹息。对于东大街，1934年作家鲁彦到西安曾写过《西安印象记》一文，他看到“东大街是西安城里最热闹的街道，岂止两旁开满了各色各样的店铺，就连店铺外面的人行道上也摆满了摊子。这些摊子上摆着的是水果，是锅盔，是腊肉，是杂货，是古董……”[14]134 然而，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西安在日机轰炸之下繁华热闹的景象就逐渐消失了。1938年，西安空袭进入到最为惨烈的阶段，8月6日“敌侦察机及轰炸机卅十八架”复来西安肆虐，“于十一时五十分分四批由东北、西北、西南三方面侵入本市上空，高度达三千余公尺”，旋“在西郊外及东郊外仓皇投弹百余枚，内有烧夷弹(即燃烧弹)十余枚”。②是年，作家碧野流亡到西安，“象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西安已不比往昔，日本轰炸机经常飞临上空，瓦砾成堆，市面萧条”[15]。1940年，茅盾从新疆到达西安，就赶上了“头天晚上敌机炸坏了发电厂，今天尚未修复，这一晚西安市没有电灯。这次空袭，西安的繁华街道落弹数枚，造成了伤亡和损失，更引起了市民的惊慌”[16]。在日寇的疯狂进攻下，为了保存中国教育实力，许多著名的大学纷纷从北京、上海以及沿海等城市迁往内地，陕南的汉中、安康以其崇山峻岭可以阻挡日本人的轰炸接纳了很多流亡学校和学生。从汉中、安康到西安是当时这些流亡学生必到的地域，因此，当年的流亡学生，后来到台湾后成为作家的作品里可以看到抗战中的西安身影。尹雪曼在其《战争与春天》《战时的西北角》中描述了：“抗战开展后，西安不特成为西北军事政治重心，同时文化事业也相对蓬勃展开了。商业自然也不能例外，许多北平、天津、太原的大商店，都迁移到了这里。顿然使这古城的市面活跃了起来，和其他的大城市一样，白天马路的行人道上拥挤着很多的行人，马路中间飞驰着各色各样的车装着橡皮轮的马车来往的奔驰着，不停的。”[17]1945年还是流亡学生的王鼎均从山东来到西安，他“看见一片妓寮，屋内有人拉胡琴唱戏，屋外电灯光下冷冷清清，一个女子穿着红色的毛衣拉客。经过一处路旁，停着一具棺材，几个学生在材头烧香，上前探问，知道是某大学的一个女生死了，想起流亡学生郊外的累累新坟”[18]27。抗战烽火中，南京、武汉、重庆、汉口、昆明、桂林等中国一些大城市都遭到日机的重创，西安城里充斥着混乱、死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