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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理论研究者的身份认同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研究者的知识分子身份、共同体认同都发生了变化。这里仅以知识分子身份为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受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包括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继续其业者，几乎无不从广场逐渐地回到了书斋，并在学科之内或自觉、或无奈地被体制化。有社会学研究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体制对社会精英进行了成功的吸纳。”[8]的确，早在1991年时，就曾有学人倡议：“如果说80年代是中国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跑野马’或者‘学风空疏’都可以谅解；那么，90年代或许更需要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于一系列没有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此前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9]此一呼吁，应者云集。多年以后有学人还藉“学人”这一语词总结道：“80年代是李泽厚的时代，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时代。90年代则是‘学人’的时代，是学术规范的时代。”[10]以不同于描述20世纪80年代的“文人”、“思想家”称谓，而使用诸如“学人”、“体制”等名词来表达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身份，几乎成为了一种共识，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已悄然转型。之后，有学人在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景观时，也得出了与此相近的结论：“80年代文化与90年代文化的一个最明显的差异便是，知识分子的批判、启蒙、思想等存在方式转变为操作资料、论据的学者化生存方式。”[11]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种立足于学术体制内的生存方式，使得文学理论研究者一方面已然没有了独立于体制的真实力量乃至内在诉求，另一方面，其学术生产不受市场的影响，而更多地只需对体制负责，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体制化的市场和市场化的体制负责。由此导致了文学理论知识分子对世俗社会和商业市场的不屑一顾，试图由此来获得一种精英式的批判性视域，以代偿性地满足那曾经有过的知识分子之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批判性。这样一来，就使得“在80年代，判别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主要是看对官方文化的态度；而今天，这个标准似乎被许多人抛弃了，代之以知识分子对世俗生活与商业文化的态度，似乎认同世俗生活与商业文化者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12] 然而，当他们发现所批判的世俗生活与商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乃与其借以立足的官方体制具有同谋性质、并往往还是其愿景的推动力量时，文学理论知识分子的这种精英认同便左右为难起来。同时，当这种批判因为过于直接地对抗社会和大众而难以奏效时，知识分子那种远离世俗与商业所获取的精英认同，便显得不合时宜。这一点，有学人曾予以深切地指认：“1989年的风波在政治的层面拒绝采纳激进的全盘改革的要求，从而致使知识分子关于‘知’与‘行’之间的逻辑链条被割裂，学术真正呈现出了边缘化的特点……在民众的层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关注点的转移，上述知识分子广场式的发言方式，以及那种自明的合法性基础，逐渐被现实生活所‘悬置’，因而一下子变得空洞无力起来。这样，在政治与经济的合力作用下，在20世纪90年代，学术迅速地边缘化。这是一种真正的边缘化，它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激情突然被社会晾在了一边，而颇有些画地为牢、自说自话的意味。”[13]547如此说来，文学理论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相对而言已一改20世纪80年代的清晰单一，而变得暧昧不明。学人、体制之于文学理论知识分子并非清晰的身份，使他们往往不得不宿命般地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徘徊不已，甚至在漂泊中总是找不到归宿。但不妨说，这正预示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文学理论言说主体的知识分子发生了身份的转型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