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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访秋集外文七篇(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 和希林 参加讨论

    三、《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
    (胡光炜讲,苏拯记,上海博物院路人文社发行,1930年初版,292页,定价1元)
    自从谢著《中国大文学史》出版以来,继起问世的同类著作,无虑数十,可是值得一读的作品,尚很难得。胡先生这一本书,虽以“讲稿”为名,且未出全,但就内容而言,却有两个特点:
    (一)有新的史学观念。
    过去一般人的史学观念,以为社会变化的中心是英雄和伟人——政治如此,其他一切亦如此。故谈政治史者,只知有帝王将相,而忽视下级社会的人民;谈文学史者,只知有天才与“鬼才”,而忽视社会环境之影响,与平民文学之价值。自从社会科学进步以来,史学界之面目顿变,历史已由“帝王家谱”一变而为过去时代的一切成绩之总记录簿。本书作者虽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学者,但亦融会了这种新的史观,所以此书中对各时代的文学之叙述,别开生面。他所着重的是政治社会的因革,风俗习惯的变迁,民族思想的混合,文学演进的轨迹。至对各个作家的生卒年月与族望籍贯,则虽偶尔提及,并不浪费笔墨。因此,凡读本书之人,都能感觉到它不像一般的文学史然——名为“文学史”,实系“文人传”。例如胡先生讲到建安文学,便首先说明文学转变的枢纽,继乃指出此时期的特征是在:赋之作风的改变,五七言诗之昌盛与正式成立,及“长篇大论”的文学批评之开端。这与其他同类书籍之让“三祖七子”大占篇幅者,诚有天渊之别。
    (二②)能认清对象。
    “文学通史”的对象,应与“文学家传”有别:前者之重心,为历代文体之一般的演变;后者之重心,为大小作家之个别的贡献。两者之范围虽常“相掩”(Over-lapping),但就大体而论,各有所偏。近人所作文学通史,往往轻重倒置,不使读者明了文学之流变,而徒注意于各个文人之生活,及其作品之评述,以致好学之士,虽能读破万卷,对于整个文学的史的发展,犹属茫然。胡先生似乎有鉴及此,所以一开始就说:
    中国虽说是一个富有文学宝藏的古国,文学作品的数量颇不在少数,而且各体皆称完备,每代都有新文体产生。但是提起笔来将历代文学的源流变迁明白地公正地叙述出来而能具有文学史价值一类的书,中国人自己所出的反在日本及西洋人之后。这是多么令人惭愧的事!(页一)
    接着,他又举出“一位清代大儒焦里堂的论文名著”为例,证明中国:
    从前虽无整个的文学史出现,许许多多的文人,倒有不少谈到关于文学流变的种种问题,散见于零篇碎简之内。而且此中正有颇合乎近代论文的志趣,及应用演进的理论以说明过去历代文学的趋势的人。(页一)
    可见他所认定的对象便是“过去历代文学的趋势”,而其任务则在应用“演进的理论”以说明文学的流变。这是很对的。
    右述本书之特点。今再试言其创获。
    胡先生这一本书,虽仅二九二页,而其创获之多,已非一般因袭旧说者所能企及。兹就大者而言,约有下列数端:
    (甲)认苏李《赠答诗》非西汉时代之作品。
    胡先生以为由《赠答诗》的内容来看,实与两人之身世不合;由纪载的时代来看,“最初见于《文选》”。《史记》以下修史旧例,凡文人之重要作品,往往录入本传,而班固修《汉书》时未将世所传诵之苏李诗提及。《苏武传》内虽曾“载了一首李陵送别苏武的诗,乃楚调而非五言”。而且“五言诗之产生时代,大致在建安以前不久,或竟出于建安时代”。所以他很肯定地说,苏李《赠答诗》的作者,“时代决不在于西汉”。
    (乙)认《柏梁台联句》非七言诗。
    “纯粹七言诗的成立,从前人都承认在汉武帝的时代,以《柏梁台联句》为根据”。但依胡先生的意见,“此诗的真实性早已成为问题”。联句中如大匠之“柱枅欂栌相枝持”,太官令之“枇杷橘栗桃李梅”都是一串名词相联的句子,“显然脱胎于字书”。“若要举出一首纯粹的七言诗,当推张衡《思玄赋》后面所附的《思玄诗》。”“若论纯粹抒情的七言诗,却又当推魏文帝之《燕歌行》。”
    (丙)复笔与单笔之分。
    六朝有“文”、“笔”之分,作者以为复单之分,较为贴切。所谓复笔,即重偶句者,源于《汉书》;单笔重散句,始于《史记》。此两种文体互为消长,故《史》《汉》之轻重,亦随时代而异。六朝重复笔,《汉书》之地位远超《史记》。自魏至隋,为《汉》作注者十有七家,而为《史》作注者不过两家。唐以后又重单笔,《史记》之声价骤增。故自隋至中唐,为《史》作注者十一家,为《汉》作注者仅九家。
    (丁)渊明本在上品之发见。
    “中国从前文学批评的事业,再莫有盛过齐梁的,也莫有好过齐梁的。”而在齐梁时代所出的批评专书之间,钟嵘之《诗品》实为代表之一。惟据后世所传版本,《诗品》误置渊明于中品,引起了许多爱读陶诗者之不平。关于这点,胡先生自称“倒有一桩小小的发见——就是钟嵘原来是把陶公置于上品的。”③他的根据是在《太平御览》五百八十六卷。该卷《文学类》引《诗品》的地方,明载上品十二人:陶渊明正是其中之一。此足以证今本之误,不可谓非重要发见。
    (戊)浮沉之解释。
    《晋书·谢灵运传论》有云:“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文心雕龙·声律篇》中亦云:“声有飞沉,响有双叠。”惟关于浮切飞沉之解释,向来不一。先生在本书中间(页一五三——一五九),断定浮即平声,沉即仄声。严格言之,此虽不是创见,但在胡先生之前,却没有人曾把浮沉之谜这样明白地揭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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