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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价值的策略性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及其拜物教的不满，促使其孕育出了修正马克思的蓝图：将符号学和文化维度融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使用价值及其拜物教在符号政治经济学下如何形成新的意义结构，成为权力策略的一部分。 鲍德里亚认为，商品不是像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的理论所说的，仅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特点，而且还有符号价值——即风格、豪华、权力等标识，这一符号价值成为商品和消费的最重要成分［1］5。“符号和商品在资本主义刚诞生之时就一起出现了，对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一开始就比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得更为激进。作为一种批判的范畴，表意的模式也许应该要高于生产的模式。”［1］104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被符号价值所代替，符号体系通过消费商品的有差异的使用和展示，产生了有着地位差别的等级制度。 在鲍德里亚的方案中，符号是商品的秘密源泉和最终目的，符号控制和权力的结构比经济剥削利用的结构更为微妙和集权化。抽象权力的真正源泉不在于商品，而在于符号的编排。权力系统的压制性和掌控的策略都已经出现在了符号的内部逻辑中。商品所指涉的世界——需求、使用价值和劳动——只是一个激进的符号制造术的历史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目标是清除社会和现实，并通过结构性的编码和符号替代它们［1］68。 因此，鲍德里亚指出，商品的生产过程和符号的生产过程可以在同样的逻辑体系中进行说明，两种生产构成了整个价值领域：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能指/所指。 鲍德里亚同时指出，等号两边看似平等的二元结构其实并不平等，总是偏向两者的某一个，存在着这样一种策略：建构一种主导形式（能指和交换价值）和附属形式（所指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形式促成了意识形态的完成。“交换价值体系的抽象总是被具体的显示和具有客观目的的使用价值和需要所支撑，这是商品的策略性逻辑，后者总是前者的附属物或者化身。”［4］144“在现实中，内容（使用价值与所指——指涉物）所具有的这种道德与形而上学的特权只是掩盖了形式（交换价值和能指）所具有的决定性特权……正是交换价值体系的合理性抽象以及能指的游戏掌控着整个过程，但是这种基本策略……隐藏在这些要素的差异性与它们的等同性的逻辑运行之中。”［4］153 所谓策略，即根据具体情境的不同来制定斗争方式，不算变换身份和战术，并用一些巧妙的手段去完成任务，类似于德勒兹说的“游击战”，比如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就是一种策略性关系，它的实质是各种运作方式的选择。用福柯的名言“权力是关系的策略”来说明：福柯分析权力的关键不再是“谁行使权力”，而是权力如何通过策略性的关系（巧妙的战术——层级监视、体制规定、检查技术等）进行运作，从而使权力无处不在。福柯指出，“权力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人们应该从中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3］28 鲍德里亚具体分析了使用价值和所指与交换价值和能指之间的不平等策略关系，指出交换价值和能指才在关系式中居于支配地位，拥有战略上的价值；使用价值和所指尽管促成了前者的实现和完成，但仅具有战术上的价值，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塞托的观点，战术是一种弱者的手段，“战术是敌人视线范围内的运动，在他所控制的视线之中”［11］。因此，使用价值和所指只是交换价值和能指的具体保障和形式化身，无法居于权力分配的战略主导地位。 由此，鲍德里亚大胆认定：首先，消费社会的经济关系已经有马克思商品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关系转变为符码的策略性关系；其次，在符码的关系中，能指又占了主导性地位。那么，商品拜物教也就不能再依照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方式来阐释了，拜物教不再是某种特定的物或者价值神圣化。拜物教实际上与符号—物关联了起来，物被掏空，被还原为一种差异的标记。即使存在拜物教，也不是一种实体与使用价值（实用性、驱寒避暖）的拜物教，或者从符号上说不是一种所指的拜物教，它的实质应该是身份不断变化的能指拜物教。“真正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拜物教的是能指的拜物教。也就是说，主体陷入到一个虚假的、差异性的、被符码化、体系化的物之中。拜物教所揭示的不再是对实体的迷恋，而是对于符码的迷恋，它控制了物与主体，使它们屈从于被编排，将它们的存在抽象化。于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地方并不在那些被各种不同上层建筑所反映出来的异化了的意识之中，而是存在于各个层面的结构性符码的普遍化之中。”［4］78-79 举个例子，消费主体对品牌的追求，构成了主体身份地位的符码，由单纯的物品—使用价值转向地位—符号价值。主体消费成为一种被编排的自我指向的话语结构，在消费中获得某种特定的符号认同，你进行某种消费，就意味着你和某阶级或某人物“共同拥有同样的编码、分享那些使您与另外某个团体有所不同的那些同样的符号”［5］88。所以，拜物教的关键不再是产品，而是能指本身已经变成了消费的客体——比如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这些客体通过被建构成为编码获得了自己的权力和魅力。而反过来，“这种编码不能通过资本和商品的逻辑来破解，而只能由符号学的逻辑来破译。”［1］98 以上，鲍德里亚完成了他力图超越马克思三大任务中的两个：对使用价值拜物教的批判和对能指拜物教的批判，但他的真正目的并不限于将物的形式和符号形式放入到商品形式中进行分析，也并不满足于揭示二元结构中的某一方占主导的策略，鲍德里亚的理论指归是要反对这些二元对立背后整个形而上学的在场，批判价值建构和符号的建制，最终要超越符号、进入莫斯和巴塔耶描绘的真正平等的象征交换。 应该说，早期的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是温和而宽松的，微观政治学是支撑鲍德里亚早期写作的基本思路，但是这种分析模式并没有延续多久。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一年后，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已经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激烈而彻底地批判，声称马克思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面镜子，马克思将经济生产作为分析重点，只会导致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自然化。 “马克思将经济学的理性方式普遍化了，并作为人类生成的一般模式推广到整个人类历史中。他以宏大的模拟模式来描述整个人类历史。他用来反对资本秩序的分析工具，正是资本精心阐述得最巧妙的意识形态幻象。”［12］在随后1976年《象征交换与死亡》里鲍德里亚正式宣布了政治经济学的终结和马克思问题群的终结。更重要的是，他宣告了符号时代和现代性的终结，能指和所指、主体和客体等一系列二元结构的区别崩溃了，现实社会的规则不需要了，唯有象征交换的逻辑和死亡的驱动才能真正终结政治经济学。“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的辩证关系的终结……是符号的阶级时代的终结。是生产时代的终结。”［13］这无疑是鲍德里亚与马克思和所有形而上学的真正决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