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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启蒙理性：可量与不可量的悖论 按照詹姆逊的理论，“阴谋表意系统”应该揭发世界系统本身的秘密，而不是某个特别的政治秘密。 我们周围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实用性地嵌入各种各样更大的机制结构和框架之中，然而它们又属于某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何以能存在私有的东西，更不要说隐私了。⑧ 然而，私家侦探最突出的是他的“个人性”。这里涉及现代性的另一个特征：自反性。侦探小说的“粉丝”中有句名言：这种文类的悖论在于，一个人能够聪明到不可能犯罪，却又笨到只能以杀人来解决问题。这句判断的不可靠性在于它提出聪明和笨的“价值量度”问题：理性是否是有量度的？可量化和换算成数据的知识话语如何与人性、罪恶、道德通约？这一问题，实际上是现代性的“原点”问题：启蒙理性自身具有的颠覆性意义，塑造了黄金时期侦探小说的叙事魅力：从人物、情节、核心诡计到结局，将一切要素放在“可量”与不可量的天平上来困扰读者。 从人物设置来说，福尔摩斯与华生的搭配，旨不在“聪明侦探笨助手”。华生的医生职业和副手地位，展示了量化的科学话语无法解决日常生活的非理性层面。然而，角色同样是双向的：福尔摩斯的逻辑无法代替华生的“现实生活经验”。一个后来被广为模仿的意味深长的情节是：当华生试图用福尔摩斯的逻辑方法去思考时，他一定会犯错误，而当华生不经意地在“日常”的秩序中聊天看报，却给了侦探以最关键的启发。侦探与助手的设置构成了现代理性令人迷惑的矩阵——对于将“日常”划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的方式，既认同又质疑。 从动机上来说，实证的动机是谋取私有财产和保持社会地位。乔治·奥威尔著名的随笔《英国式谋杀的衰落》⑨，精准地概括了彼时侦探小说的标准杀人案：凶手必须是一个专业阶级的小人物，住在郊区的半独立房子里以避免邻居怀疑，陷入感情纠纷，长期内心挣扎，大胆审慎地犯下罪案。这是有“深度”的案子，它带给公众更高的满足度。 正是英国工业资本主义欣欣向荣，造就了这标准化的“英国式谋杀”。然而，这些“可量”的情形背后，是所谓“深不可测”的人性。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引用卢梭的话，来说明现代社会人际关系(这个词本身是“现代性”的产物)的巨变：“没有人赌咒发誓来冒犯神灵，反之是巧言花语来亵渎神明。没有人夸耀自己所长，反之是贬损他人的长处。没有人直来直去，打倒敌人，反之是百般算计，把他杀死。民族的仇恨飘逝远去，可是爱国的热诚同样飘逝不见。诡辩代替愚昧。这就是我们的风俗获得的纯洁性。我们就是这样变成了正人君子。这当中文字、科学和艺术委实是功不可没。”⑩ 在这段引文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文明的定义乃是“欺骗与诡诈”，一种隐藏在“人性”面具下的彬彬有礼的恶意，这正是黄金时代侦探小说中“犯罪”的特点。 如果说福尔摩斯以其特立独行将“人性”与“工具理性”调和起来，使知识具有了人情味的面孔，那么阿加莎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发掘出卢梭式的现代“文明犯罪”：伪装、表演是现代性礼仪化的罪恶，也是阿加莎小说最常用的犯罪手段——利用时间和空间的复杂性和人们的“心理盲区”，戴上“面具”，改变自己的“身份”。 对于侦探小说迷来说，动机、手法、破案过程中，数学和戏剧的因素是否能达到完美平衡，决定着作品的价值和“品级”。阿加莎的《啤酒谋杀案》(11)(1943年)和《人性记录》(12)(1933年)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完美范本。前者的核心场景极富戏剧性：罪犯在被害人——画家——为她所绘制的最后一张肖像中向外凝视，她的眼睛看着她的爱人即将死去。二十年后，调查画家死因的波洛看到了这幅画，与这双意味深长的双眼对了个正着。这个具有超现实主义意味的强烈凝视，表达的是“人性”的过满，溢出了资产阶级社会道德的边缘，而这溢出的部分具有决定作用：理性主义不可称量的内在疯狂。人性不仅没有自外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本身是人性的外化和特定的产物。按照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来解释“量化”与可量化的理性悖论，自爱伦·坡起，侦探小说的魅力和隐含的生长条件恰恰在于召唤“内在的他者”之魔：侦探小说由启蒙主义的内部生长出来，是理性的吸血鬼。在美国小说家范达因所制定的侦探小说规条中，凶手不应是外来者。而阿加莎以凶手视角叙述的《罗杰疑案》(13)(1926年)所挑战的，正是全知叙述者本人的中性立场。现代社会对理想罪犯的定位，也是对自身的定位：他表演，但只是表演了他自己。 现代理性的罪恶既是共时的——“太阳下无新事”，从该隐杀害亚伯就开始了，又获得了它新的形态。阿加莎的小说创作长达半世纪，在西方世界经久不衰，因为她试图证明：经过两次大战，惊人的并不是科技与战争激发了多少新的谋杀方法，而是人们的价值观——构成“人性”边界的东西并未动摇。变中的不变——这是“新古典”的意义。阿加莎另一篇小说的题目概括了依然笼罩在“原罪”之下的现代生活——“杀人不难”。 现代性自诞生起就生产了自身的危机感。黄金时期侦探小说对神秘主义的“收”和“放”，对日常生活的发明和诠释，不仅表明它需要向封建时代的幽灵证明自己，而且展现了启蒙理性“内部的他者”逻辑。恰恰是这种内在悖论，成为维持“现代性”之稳定性不可或缺的那块拼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