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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性的逻辑：日常与传奇的辩证法 与科幻的未来维度相比，侦探小说对“谜题”的关注，更加清晰地体现出与古典联通和重视当下的特征，它为现代性所发明的“日常生活”概念提供了标准的形象。 与科学一样，“日常生活”并非理所当然，而是现代性自身的产物。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劳动时间带来的“日常”在被常识化的同时也被问题化：一方面，现代生活的机械特性造就了单调、无聊和可复制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从各种角度去观察事物的技术手段，彻底改变了的人类感知模式，如阿加莎笔下电冰箱、电烤炉、冲水马桶之类的“怪物”，正是“日常生活”忍受传统消灭、接纳新生事物的过程之写照。这一过程被侦探小说象征化了：在创造日常的同时，将它设置为一个谜题： 一个海上旅行团、一座村庄、一栋公寓、一个退休军人俱乐部，一个孤岛上的别墅……相对封闭的空间，关系有些紧张的中年夫妇、朴实无华却又爱管闲事的乡村老太、脾气暴躁的老将军、反叛期的年轻绅士和活泼却又穷困的女家庭教师……就在这群普通的登场人物中间，谋杀发生了。一个留着讲究的小胡子、有着鸡蛋脑袋的外国侦探波洛登场，明里与这些善良百姓友好相处，听取他们的牢骚和废话，暗里却在用“灰色脑细胞”重建因果拼图，直到最后一块碎片归位：“凶手就在你们之中。”这是典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情节模式，也是黄金时期推理小说的语法。今天在中国风行的日本侦探动漫“柯南”和“金田一”，仍以此为圭臬。它将谋杀和优雅、无聊和精致、碎片与整体、日常与恐怖结合起来，意图证明这些两极概念的一体性，而这种“对立统一”，正是现代性自身的特征。 1.越华丽，越简单：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 领教过福尔摩斯的“魔法”后的委托人总是说：我以为你是多么了不起的天才，但经你一说，原来不过如此。所谓“看你一眼就知道你的一切”，不过是某种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应用罢了。然而，这“魔法”出手时的震惊效果却不容忽视。张爱玲的名言——在日常中发现传奇，正是黄金时期侦探小说的至理名言，只是加了后缀——“传奇其实是日常的”。城市侦探在传统乡村中的对应功能正是巫女神婆——他们相同的功能在于换位思考，既不合法却又受人敬畏，解决生活中各种难题。不同的是，巫以梦魇帮人们摆脱梦魇，以谜题和神谕来兑换神谕，而侦探将神秘主义兑换为逻辑和实证主义——现代社会的新武器。其全部秘诀在于“程序”：“日常与谜题”辩证法的第一步，是先将“现实”建构为传奇。 福尔摩斯吸食可卡因的不良嗜好，并不仅仅是作者用来标新立异的噱头。这位侦探是由于对日常生活的厌烦，由于缺乏刺激而吸毒。然而，带给福尔摩斯新鲜感的那些“案件”本身，并不来自外星球或古代世界，而同样是这无聊的日常。一则报纸接缝中的寻人启事或街头匆匆走过的行人，在福尔摩斯眼里，可以成为比可卡因更为刺激的要素。侦探的任务是重建因果关系，首先“看山不是山”，扰乱日常的平静水面。而在“真相大白”的过程中，最终的步骤又是逆向的两项： 那些刚刚被视为传奇的要素，重新被打回“日常”：而形形色色的委托人——来自印度、中国、埃及的富于“东方神秘色彩”的女郎、美国西部冒险的牛仔、在战争中有着不可告人过去的士兵，都将在“现在”——本国的日常生活中，在本阶层的人群中，被侦探抽丝剥茧，原形毕露。事实上，帝国主义的殖民背景和两次大战，是支撑侦探小说谜团的重要资源：它有效地使人物的前史变得模糊不清。然而，无论过去的“魑魅魍魉”如何，构成中心叙事的谋杀一定是“此在”的，发生在可触可感的日常生活中心。到了日本战后迅速发展的本格推理，这种逻辑被推演到极致：谜团越是华丽，解答就越是“现实”。 而那些在顺叙中像“点缀”一样的“日常”描述，则要在侦探破案后的“事件回溯”中再次成为“传奇”：所有当事人——嫌疑犯聚在一起，将在头脑中再次回忆那些支离破碎、不具意义、不引人注目的交谈、举动、神情，其实具有高度的形式理性、精确性和可核查性，它们被拼成一个完整的动机—实施—调查—破案的图画。于是，人们惊叹日常中隐藏的人性恐怖和不可解——那或许就是“人生”自身的恐怖。这，就是黄金时代侦探小说的主声部——交替展现“日常”和“人生”的概念，将日常与人性的深度和距离弥合，从而引发悲剧式的净化与恐惧。 为日常生活建魅和解魅都是现代性的行为。谜题原本由信息不对等产生，而解谜过程却使人们发现，一切答案早已呈现在眼前。“日常与传奇的辩证法”造就了黄金时期“绝对公平”的叙事原则：作者不得向读者隐瞒信息，读者与侦探都在限制叙述之中，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这在美国作家、侦探小说的“黄金三巨头”之一艾勒里·奎因那里，甚至形成了一个著名套路：在小说揭破真相的前一章，发出“向读者挑战”的宣言：以上，一切线索都已经提示完毕，接下来是解谜阶段——亲爱的读者，您与侦探谁能先到达终点？ 2.帝国的自信与世界主义图景 显然，这种日常与传奇的辩证法体现了启蒙理性强烈的自信心：不管有多少种读解，有问题就有答案。尽管解谜和推理的元素遍布一切文学类型，而对结局的要求，是侦探小说与其它文学题材最大的不同。因为，侦探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一种特定意识形态、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密切相关，那就是中产阶级及其所要求的稳定的市民社会。对现代生活各领域的管理，确立了理性主义的方法论系统：它为人物建立起一套身份档案，也为各种事物建立“边界”。由此才会产生福尔摩斯的“第一眼的魔法”：那些打字员，没落贵族，富人的家教和女伴，从东方回来的军人，都有明晰的“职业特点”；在乡村亦然——老处女马普尔小姐脑内装着她的整个社区，她的断案方法表面上是农耕社会循环时间的残留，其实却是现代的——一眼就可以分辨出富于各种现代特征的“他者”——正是资本主义法制和可量化的现代时间造就了罪与罚的新较量。 相信“身”能反映“心”，相信个人拥有的东西、留下的痕迹，比他本人现身说法更能说明问题——侦探小说是福柯式微观权力的通俗演绎版：所有人都处于社会权力系统的控制之下，无法逃脱现代工具理性的掌控。理性主义的乌托邦成为现代世界的上帝。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规定，完美的罪犯和完美的侦探必须是一对一的较量，如犯罪天才莫里亚蒂教授与侦探福尔摩斯的较量，法国作家勒布朗笔下亦正亦邪的怪盗亚森·罗萍与福尔摩斯斗智，都在“智力”的层面上强调绝对公平。这同样是启蒙理性的内在法则，在它面前，道德价值只能屈居第二。 这种现代性的自信，不仅体现对在“日常生活”的建构之中，在更大的意义上，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想象性建构。侦探小说认为，上帝死后，整体性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具有了逻辑严密性。侦探小说家发明了一系列联通个人与集体想象方式的途径，他们遵循切斯特顿的名言：隐藏尸体，要在战争中；隐藏树叶，就在森林里。 与19世纪的伦敦世界博览会和20世纪的美国的迪斯尼乐园一样，古典主义时代的侦探小说摘取世界各地的文化景观，加以净化与神话化。就其娱乐功能和视觉效果而言，世博会和迪斯尼是一种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表征——省却了旅行的麻烦，而那些“安乐椅侦探”也免除了读者思考的麻烦，他们把现实中烦琐而枯燥的调查过程整理成技巧性的叙事，所谓与读者的“公平竞争”更像是一种广告语——鲜有读者真去分析附在小说扉页上的房屋平面图，它的存在只是理性主义的自我炫耀。比起科幻小说的“时空无限”，侦探小说似乎受到核心案件的束缚，但它却将案件本身也建构为一种“景观”。就社会学意义而言，谋杀案的侦破，通过使个人行为社会化，成为诠释和证明社会整体力量的最佳方式。这种整体的自信达到的最高表现就是“帝国”。正是由于侦探小说“仅供娱乐”的自我定位，这一文类最先把关于“世界帝国”的狂想放置在“日常生活”的舞台背景后，作为叙事的核心动力来推进，可以说，侦探小说是资本主义的“帝国”梦想最华丽的文学表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