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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凯夫四个课题的认定，已明显与神田喜一郎当初所提出的“新选学”有了区别。在神田那里，“新文选学”既不包括各种译注本，也不包括斯波六郎的版本研究。如果按照清水的认定，那么“新文选学”在日本实际上并非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而应该从斯波六郎的研究工作开始算起了(斯波六郎的研究成果发表于50年代，但其研究却早在3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但这样一来，就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斯波六郎的研究也属于“新选学”内容的话，那么传统“选学”的版本研究(如胡克家等人的工作)如何看待呢?事实上“新选学”刚提出的时候，其基本内容正如许逸民所总结的一样，清水凯夫的既成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只是随着清水凯夫本人的思考成熟，以及中日两国学者的批评而陆续增加了如清水后来所说的第三、四两课题内容。 从“新选学”提倡者所指出的内容看，虽然这个提法发生在日本，但实际上20世纪中国学者的研究，如前述骆鸿凯、何融等人的研究，已开始在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文选》编者、选录标准等问题的讨论，更得到了加强。比较有影响的如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19)王运熙《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20)郭绍虞《〈文选〉的选录标准和它与〈文心雕龙〉的关系》(21)等。总的说来，80年代之前，中国的《文选》研究还处于零星的、不成系统的状态；80年代中后期才进入一个新阶段。由北京大学、长春师范学院等多单位联合所作的《文选译注》似乎是一个标志，而1988年在长春召开的第一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表明中国《文选》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时期。在此之后，又分别在长春、郑州召开了两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且成立了中国《文选》学研究会，表明中国《文选》研究已经国际化，而且进入了规范的、有系统的研究状态。就当前已经开展的工作来说，如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作的《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文选学论著索引》，(22)四川师范大学屈守元《文选导读》，(23)南京大学周勋初整理影印的《文选集注》，(24)北京大学傅刚《昭明文选研究》(25)《文选版本研究》，(26)四川大学罗国威《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27)《敦煌本文选注笺证》，(28)广西师范大学胡大雷《文选诗歌研究》(29)等；此外，几次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如《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30)《文选学论集》(31)《文选学新论》(32)《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33)都代表了中国当代学者的研究成绩。 中国大陆学者以外，港台学者关于《文选》的研究也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的《敦煌本文选斠证》(34)《日本古钞文选五臣注残卷校记》(35)是根据写、钞本对《文选》版本进行研究的力作。文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或许由于条件限制，饶氏未能采用与敦煌写本(永隆本)和古钞五臣注残卷有直接关系的北宋国子监本及陈八郎本等对勘，因此所获结论又难免有缺陷。台湾学者对《文选》的研究极为重视，出版过研究专著多种，如林聪明《昭明文选研究考略》(36)《昭明文选研究初稿》，(37)陈新雄、于大成《昭明文选论文集》，(38)邱棨鐊《文选集注研究》，(39)李景溁《昭明文选新解》，(40)游志诚《昭明文选学术论考》(41)《文选学新探索》(42)等。此外，台湾有不少大学开设了《文选》研究课程，博士、硕士论文中有不少以《文选》研究为题。硕士论文如丁履譔《文选李善注引诗考》、李鍌《昭明文选通假考》、周谦《昭明文选李善注引左传考》、黄志祥《北宋本文选残卷校正》等，从题目看这些论文集中在对李善注的研究上，这仍是传统“选学”的内容。 海外“选学”研究的重镇仍是日本，除以清水凯夫为代表的“新选学派”外，传统的“选学”研究成果仍然集中在版本上。由于日本藏有丰富的早期写本、钞本，对它的研究成为日本“选学”研究者的一个特色。此外，版本研究仍以斯波六郎为代表，其后冈村繁对斯波六郎的结论进行了较大的修正，结论同于中国学者程毅中、白化文。(43)日本学者之外的欧美“选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上，英、法、德、美都出现许多很有成就的《文选》研究学者，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其中尤以近年美国学者康达维全文翻译《文选》的工作值得钦佩。这一工作的难度，凡了解《文选》的人可想而知。我们满怀敬意地祝愿康达维的工作早日完成。(44) 从以上所述20世纪《文选》学研究的情况看，前半世纪的研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造成了“选学”比较沉寂的局面；后半世纪，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选学”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是总的情况。尽管如此，我们也看到，前半世纪虽然沉寂，但如黄侃、高步瀛二氏的研究，仍然是一个高峰。如高氏的《文选李注义疏》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赓续者；此外20世纪初发现的许多写、钞本也并没有引起当代中国“选学”研究者的足够注意，但在海外如日本却有很深入的研究。应该说海外“选学”研究的兴起是20世纪的一大成绩，这标志着“选学”研究的世界化，是传统“选学”所不具备的内容，也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之一。这是当代学者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就《文选》研究的理论内容而言，海外“新选学”和中国当代学者在诸如《文选》的编者、体例、编辑宗旨、文体分类，以及《文选》的编纂背景、《文选》与相关典籍的关系等方面，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绩。但在《文选》的版本研究上，却是“新选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点。这一方面是因为“新选学”研究者最初想要与传统“选学”划分疆域而有意避开所致；后来如清水凯夫又提出加入版本研究的内容，但至目前，这一派似乎还没有展开研究。20世纪的《文选》版本研究，从系统、规范方面来看，当推日本学者斯波六郎的《文选诸本的研究》，这一研究在胡克家《文选考异》所得结论的基础上重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终重新论证了胡克家的结论。不管这结论本身正确与否，我们看到，他们对《文选》版本的研究始终只局限在李善注本上，事实是《文选》版本研究除此之外，起码包括有萧统《文选》三十卷本原貌考察、李善注、五臣注版本源流递变、六家合并注本的产生及其演变、现存写钞本与刻本的对比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前人未曾注意但意义重大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