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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呈现出鲜明的“外国文学特征”，这种“外国文学特征”比较突出的表征之一是文本的互文性，从80年代中后期的一些中国先锋作家的作品可以辨识出许多异域的形象和声音。形成这种“外国文学特征”的原因，主要有作家学养上的先天不足、思想文化场域的限制、文学生态环境的制约、稀薄的传统、走向西方文学的“幻觉”等几个方面。这种“外国文学特征”虽然意味着中国文学的不成熟，但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幸运，因为中国文学可以通过借鉴外国文学，摆脱封闭与僵化，开创新天地。 关 键 词：中国先锋文学/互文性/外国文学特征 作者简介：王德领，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年份能够和1985年相比。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那年异质性的作品开始出现，文学多元化成为现实；寻根文学亮出旗帜，《爸爸爸》、《西藏，隐秘岁月》问世。先锋文学已渐成气候，小说《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山上的小屋》、《冈底斯的诱惑》、《透明的红萝卜》等的发表，标志着文学的裂变在加速，此后几年，莫言、马原、余华、残雪、格非、孙甘露等作家相继写出了自己重要的作品。毫无疑问的是，先锋作家是以欧美文学为圭臬的。而韩少功、阿城、郑万隆等寻根派作家祭起文化的大旗，表面上是在强调本土经验，实际上与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对世界文学的理解上，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虽然不一致，但是，焦虑感是同样强烈的，二者都是借助外国文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借助拉美文学寻根与借助欧美文学先锋，其实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先锋与寻根，二者秉持的文化逻辑是一致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最具有活力的探索或者实验潮流，无论是回归传统还是先锋探索，实际上都和外国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仔细辨识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那些经典文本会发现，它们大都有着鲜明的“外国文学特征”，文本从形式到内容没有松弛感，焦虑感十足，颇像一个在十字路口彷徨的现代人：紧张、迟疑、敏感、焦虑。 这种“外国文学特征”比较突出的表征之一是文本的互文性。关于互文性，菲力普·索莱尔斯认为，“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①文本的互文性，在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中，徐星较为典型。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无主题变奏》的互文性写作特征，这是较为典型的“外国文学影响焦虑症”：小说三次提到了纪德的小说《伪币制造者》。“我”极为欣赏《伪币制造者》中那个与虚伪的人生彻底决裂的斐奈尔。这是“我”对自己角色的主动认同。作为一篇虚构作品，究竟是“谁”在说话?是“我”在向读者讲述自己的经历，还是斐奈尔在和“我”探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在这篇作品中倾听到了来自异域的多重声音，有骂骂咧咧的霍尔顿、冷漠的莫尔索、一脸茫然的等待者、与虚伪的人生彻底决裂的斐奈尔、愤世嫉俗与放浪形骸的狄恩，他们都汇聚到“我”的名下，争相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和谐，有时还自相矛盾。值得追问的是，在众声喧哗中，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我”的声音又在哪里?在异域形象的主宰下，“我”的身份又是如何确认呢?② 我们可以在许多先锋作家的作品中辨识出这种异域的形象和声音。洪峰的小说《奔丧》，尤其是其开头部分，明显回荡着加缪的《局外人》的声音。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出的许多小说，都有法国新小说家罗伯格里耶的客观、冷静、不动声色的写作方式。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其叙事方式以及传奇内容，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浓重投影。当然，在文本中向伟大的外国作家作品致敬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在人物语言、情节模式、叙述语调等方面过分倚重于异域文本，其原创性则是大打折扣的。需要说明的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这种“外国文学特征”随着先锋的转向已经式微，以往对西方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的崇拜也渐渐消失。特别是莫言获奖以后，自8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终于释然，那些敏感、紧张、焦虑的文学青年终于获得了自信，于是飘飘然大谈特谈“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仿佛要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文学法则”了。在此，笔者想讨论的是，为什么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具有这么鲜明的“外国文学特征”?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它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