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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跨越文体边界的实验。这种实验并非如西方“后现代”作家那样，是对现代主义写作的反叛，而是基于对本土经验的重视，跨越现代，回到“前”于现代的古典时代，从更古老的传统中吸取文体资源。其主要艺术取向，可分为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就时间维度而言，这种跨文体实验，主要取之于史，借用编年体史书的体例。如方方的《乌泥湖年谱》、迟子建的《伪满洲国》等。就空间维度而言，这种跨文体实验，则较为复杂。有脱胎于纪传体史书的，如张炜的《外省书》，有采用地方志写法的，如孙惠芬的《上塘书》。有斟酌取用历法、农书和风俗志写法的，如郭文斌的《农历》和李锐的《太平风物》。 除上述在文学和非文学之间跨越文体边界的长篇创作外，这期间也有作家在文学艺术文体内部自由跨越。最典型的莫过于莫言的《檀香刑》和《蛙》。凡此种种，无论是在文学和非文学的文体之间跨越，还是在文学艺术文体内部的杂糅，无疑都扩大了长篇小说的叙事空间，使长篇小说文体获得了更大的叙事自由度。 再次是复兴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近期长篇作家在继续关注“话本”传统的同时，也重视“人情小说”的艺术经验，致力于全面复兴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无疑也是其文化视点由“小传统”转向“大传统”的重要表现。 第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长篇作家无论是个体的创作反思，还是群体的创作转向，都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追求自由的表达或表达的自由。 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在经历了一个不停顿地追逐西方新潮的历史之后，这些作家才逐渐意识到：“我们披起的现代西方皮毛美观与否是一个问题，能否过冬还是一个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既不好看也不保暖，与国人体量性情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次的回到本土立场，重视本土经验，取用本土资源，既不是追逐新潮，也不是重蹈旧辙，而是寻找与自身的“体量性情”相合的形式，以实现长篇创作表达的自由。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取法于西方的，从一开始便是英、法、俄等国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模式，后来又受到西方史诗理论尤其是别林斯基关于长篇小说的“史诗性”论述的影响，信奉黑格尔高度理念化的典型理论，追求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就使得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特别偏爱重大题材，偏重宏大叙事，追求反映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搬用西方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验，就难免会出现因为“体量性情不合”而感到别扭和不自由的问题，就必然有一个根据自己的“体量性情”“量身定做”“量体裁衣”的改造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期长篇创作回归中国文化著述的“大传统”，重视古代长篇创作的经验，从广义的“大散文”中汲取写作资源，既不失为一种矫弊纠偏之法，同时也是当代长篇小说文体革命、由“西化”回归本土的一条“必由之路”。 （原文刊于《文艺争鸣》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