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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但是在我国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一般都按认识论的观点，把文艺看做是一种知识的形式，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人认识社会，并往往引用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中叶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时说的：“他们以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⑥，以及恩格斯谈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所说的“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⑦等论述，视真实性、典型性等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命题。这虽然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的文艺问题，但如果脱离了他们谈话的具体语境把它无限放大，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为仅仅是在总结现实主义文学经验基础上所形成的“认识论的文艺观”，那就必然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而使认识陷于片面。 那么，马克思是怎样把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统一起来来理解文艺的性质和阐述文艺的价值的呢?联系马克思所处的历史年代的人的生活处境，我认为马克思就是通过对文艺审美原属性的揭示表示它可以抵制人的“异化”而维护人的整体存在，实现人性的“复归”而达到人类社会发展最终的目的。因为人类史不同于自然史，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⑧，所以历史就是“追求一定目的的人的活动”⑨。要是离开了人和人的活动也就无所谓社会和历史。这样，就把人的问题与社会的问题统一起来，把社会的问题当做一个人的问题，从人的问题切入来加以研究，同时也决定了马克思在从事理论活动一开始就对人的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从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比较分析中提出：“人类的特性恰恰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使得人的产品不是像“动物的产品那样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以“占有”的方式满足于“直接的片面的享受”；而认为真正的人的活动应该是摆脱了物欲的强制，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所以“社会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人的感觉”，就在于他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使自然界失去了纯粹的有用性”，超越功利目的限制，本着一种自由的态度来予以对待，而使效用成了一种“人的效用”，从而表明“按照美的规律”来从事生产活动的⑩乃是人的本质特性之所在。而人的活动的这一特性在马克思看来在中世纪的手工业者那里还是存在的。因为那时劳动者之间还没有什么分工，“每一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凡是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都应当会做”，“所以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本行专业和熟练技巧还有一定的兴趣”，这不仅使得他们“对自己为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奴隶般的忠心耿耿”，“对工作的屈从程度远远超过对本身工作漠不关心的现代工人”，而且“这种兴趣还能使他们在工作中产生有限的艺术感”(11)。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而使劳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使“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2)，从而使得工人的活动与审美分离，失去了自主和自由而成为苦役，不能再从中得到劳动本身所固有的享受和乐趣了。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明显地可以看出是受了席勒的影响。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把“现代人”与“希腊人”加以比较，认为在古希腊，人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而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把人“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异化”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看到，由于席勒对人的理解是抽象的，他把人的异化看做纯粹是一个心理的问题，所以试图以康德的美学思想为指导，求助于通过审美来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这样就陷入了“审美救世主义”。与席勒等人不同，马克思不是把人的“异化”仅仅当做一个抽象的人性问题，而认为根本上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从而把它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联系起来，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现实依据来进行论述。他之所以强调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从事生产活动的，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对于一个真正的人来说，劳动应该被看作一种“体力和智力的游戏来享受”(13)，这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实现全面地占有自己本质的标志。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借批判“异化劳动”来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理性，说明唯有“私有财产的扬弃”，才能使“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彻底解放”，把“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还给了人，而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14)。这样就从根本上克服席勒美学所带有的“审美救世主义”倾向。所以尽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还带有某种人本主义的印记，但就其精神而言，它与成熟时期的著作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从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应该把劳动“作为体力和智力的游戏来享受”这一认识出发，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根本上是情感的欲望化，它使得人在活动中所本应具有的精神享受都为“占有”的欲望所剥夺。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人性的“复归”，也就是要使人的情感从欲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把被“异化劳动”所剥夺了的人在活动中所应有的美的享受还给人，在审美活动中使人达到心灵的自由和解放。我觉得马克思就是以抵制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一大目标为指导思想来理解文艺的性质的，他强调“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也就不成其为诗人了”(15)，这“目的”我认为也就是为了人。这思想既是对康德、席勒美学思想的继承，又为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如马尔库塞等人所发展。但是与康德、席勒以及马尔库塞等人不同的是，马克思不是脱离社会现实抽象地谈论这个问题，而始终把人的解放与社会的变革、与私有制的扬弃结合在一起来进行分析。这里就涉及对于“人的复归”的理解的问题。这个作为“复归”的目标的理想人显然只是存在于马克思头脑之中的，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因而也被有些学人视为是一种乌托邦。这理解我认为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自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研究中有这样一个传统，即为了阐述自己的学说首先设置一个思想前提，就像卡西尔在谈到卢梭“自然人”时所说的：“卢梭试图把伽利略在研究自然现象中所采取的假设法引入到道德科学的领域中来”，认为“只有靠这种假设的和有条件的推理方法，我们才能达到对人本性的真正理解”(16)。这种研究方法也不可避免地会对马克思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与卢梭的“现在已不复存在、过去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许永远不会存在的一种状态”的这样一种“纯粹的假设”(17)不同，在马克思那里，它同时也是作为历史追求的目的，而放到与对私有制的扬弃这一现实变革前提条件上来说的。所以尽管他后期转向从物质领域、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方面来研究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发展，但是总的目的都汇归到人的自由解放那里，即把人的自由解放看做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18)。表明都是把“人的复归”与“私有制的扬弃”作统一的理解的。这不仅是对康德与席勒的超越，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在论述文艺的解放功能方面虽然有不少创造性的发挥，但是他们不仅把精神的解放与物质解放分离甚至对立起来，而且对解放的论述也仅仅局限于感性层面而无视理性层面，这样也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而重新回到了浪漫主义的梦想之中，这才真正是“审美的乌托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