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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诗作的屈骚情致与现实寄寓——兼论现代文学研究的索隐、考据及审美诠释问题(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邵宁宁 参加讨论

    三 秋色与血的隐喻
    虽然如此,但这也并不是说在这首诗中就完全没有现实的寄寓。承认“眉黛”为九疑,自然可想到,所谓“眉黛猩红”,所指首先应为山野间的秋色。中国的古诗文描写山野秋色,多喜用酡红。比较明显的如《西厢记》里的“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比较隐晦的如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之“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都是以醉颜喻红叶。鲁迅这里用“猩红”显然有点不同寻常,要讲通它,的确需要与后面的“涴战袍”联系在一起。因而,说这句诗中明写秋色,暗讽战事,显然不会错。或者,更深一层说,这种双关的描绘,喻示的或是在鲁迅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洞庭一带的秋色,业已染上了无数被杀者的鲜血。李思乐先生认为“战袍之前有一‘涴’,是说战袍是不应‘涴’的。可证‘战袍’决非写敌人的军大衣”,对诗意可能的反讽和曲折显然太少理解。另外,说“眉黛猩红涴战袍”是暗讽郁达夫情事,也还有另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这就是郁达夫曾不止一次地对史沫特莱、徐志摩等人说:“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而鲁迅在听闻他被左联开除后对冯雪峰的谈话里,也曾说到“郁达夫不能写什么斗争文章”。(29)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战乱频发,民不聊生,鲁迅做于这一时期的诗文,自不免时时流露对时局的激愤与忧思。说“眉黛猩红涴战袍”是讽刺当时有力者的滥杀无辜,显然并没有错。这一点,还可以与同期鲁迅另一些作品互为参证。
    据《鲁迅日记》,该诗最早问世是在1932年的12月31日。当日,鲁迅为朋友写字五幅,其中即以此书赠郁达夫。虽然这未必就是做诗的日子,但我们大概也无法将它向前推得太远。此后不到一个月(1933年1月26日),他又为邬其山(内山完造)和画师望月玉成各书一笺。后者云:“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30)该诗的末句“只研朱墨作春山”,同样一向歧解纷出。比如李拓之认为:“以朱墨作春山,即‘血沃中原肥劲草’之意,朱墨即鲜血的代词”(31);但从启明、林辰到周振甫、倪墨炎,更多的人却认为它所表现的,是“希望和理想”,或“红色的革命根据地”(32);而张向天则释“春山”为“秀眉”,而以“只研朱墨作春山”为“当时的时尚”,即“当时上海的各香烟公司多以画‘大美人儿’为宣传,画家为了生活也放弃了正当有意义的创作而随波逐流地专画美人图。鲁迅于此对于当时的陋风做了讽刺”(33);近期,又有人将之比于陈寅恪的“著书唯剩颂红妆”,推测诗中所言不过是“在那样的时世,纵有再好的才情和创意,恐也唯有画画美女而已!”(34)
    李拓之认为,诗中的“朱墨”,即朱色的墨,所以才有“朱墨即鲜血的代词”的说法;另有颜默、章华认为“朱墨”系对举“朱”“墨”两种不同颜色的颜料,其误已为倪墨炎辨明,这里不再申说。为何“作春山”而“只研朱墨”?如果说该诗前两句写千山晦暗、百卉凋残,后两句寄意画师,希望更多地表现“希望和理想”,则“春山”为何不“绿”而“朱”?也就是说,按常理,“春山”即便有“红花盛开”,也无从尽掩绿意。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矛盾,林辰的解说,实际也将一色换成了两色,认为前两句的“千林暗淡、百卉凋残的景象,正好和花叶繁茂、红绿相映的春山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而完全抛开了开头“只研朱墨”中的“只”的深刻含意;周振甫的解说,则索性直接以“革命根据地”的“红”置换了绘画设色中的“红”。
    只有秋天的山野,才会“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所谓风生林暗、雾塞苍天、百卉凋残,所写都是秋意,但这未必即是自然的秋,相反,也可以是人间的秋。鲁迅同年作的《悼丁君》里说“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正是此意。本该带来春色的春风,带来的却是秋的肃杀;本该是“花叶繁茂、绿红相映”的春山,却只让人看到了一片鲜红,鲁迅说他作短文“好用反语”(35),这里其实何尝又不是如此?无论《赠画师》开头一句中的“白下”,是否即指南京及它所代表的政权,这里包含的某种极为现实的东西,却的确与现实的政治有关。但李拓之说“以朱墨作春山,即‘血沃中原肥劲草’之意”,究竟是否真有道理呢?同样令人疑惑的,还有1931年5月的《湘灵歌》:“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这首诗里的“今闻湘水胭脂痕”,绝大多数的注家都认为是暗讽国民党军的屠杀。
    单一地看,这些诗中的红色的含义,似乎都不好仓促论定,但只要我们把它们看作一个系统,你就不难发现,从“今闻湘水胭脂痕”到“血沃中原肥劲草”,到“眉黛猩红涴战袍”,再到“只研朱墨作春山”,延展的几乎都是一种同样的感觉和隐喻方式。而其所指,也似乎都与遍洒山野间的被杀者的鲜血有关。我们再将视野扩展,从1903年《自题小像》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到1919年《药》里的“人血馒头”;从1926年《记念刘和珍君》的“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到1931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前驱者的血》;从1933年《为了忘却的记念》里“许多青年的血”,到1934年《三闲集·序言》“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等等(36),你就更能发现,在鲁迅的文学系统符号中,种种对“血”的谛视和思考,始终是他的创作中最令人震撼的内容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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