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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理论学科体制功能专门化的自反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审视，功能专门化具有祛魅和返魅的双重性，这种同一自反现象，被乌尔里希·贝克称之为：“自反性现代化”(4)。何谓“自反性现代化”？乌尔里希·贝克借孟德斯鸠的“制度毁于其自身的成功”来加以阐释。他认为：“‘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5)。通俗地讲，西方现代化带来了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工业文明、科层化、民主化等等丰硕成果，将人类历史跃迁到现代文明的历史阶段。殊不知，工业化虽带来了富裕丰盛的物质文明，却又在扼杀和破坏人的生存家园；城市化虽大大改善了人的生存条件，却加速了社会的分化和贫穷的蔓延；工业文明虽提高了生产力，解放了人的肉体消耗，却导致了人的异化；科层化虽提高了社会的理性化和有序化，却导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民主化虽倡导自由平等，却导致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如此这般的二律背反充斥整个社会，使现代性面临困境与危机。持历史进步观念的学者认为这些矛盾是暂时的、外在的。果真如此吗？齐格蒙·鲍曼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奥斯维辛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时，最初也曾错误地认为“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前言1)。鲍曼将希特勒对犹太人实行的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大屠杀，仅仅归罪于希特勒的人性劣根性。但随着鲍曼对奥斯维辛历史事件的全面、深入的考察，大量的材料都证明大屠杀是“官僚制度文化的一个产物”(21)。鲍曼借费恩戈尔德的话，佐证了自己的上述结论。费恩戈尔德说： [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这同运输其他货物没有什么两样。在毒气室里，受害者们吸入由氢氰酸小球放出的毒气，这种小球又是出自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工程师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了以落后国家可能会忌妒的热情与效率运转着的官僚制度体系。就连整个计划本身也是扭曲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映射。我们目睹的一切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转引自鲍曼11) 可见，奥斯维辛是西方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其现代化的胜利成果生产出来的怪胎。奥斯维辛历史事件的产生，恰恰是自反性现代化的铁证。 同属现代性话语的功能专门化，其自反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对此，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透彻而尖锐地予以分析：由于功能专门化，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社会结构组织日益科层化、专业日益自主化、人才日益专门化、叙述语言日益私人化；与此相对立的是非专业人员的边缘化、游牧化，亚文化迅速崛起，由此社会矛盾纵横涌立。这些矛盾集中体现在社会与文化、科学与人文、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悖立乃至不可通约，彼此间产生巨大鸿沟。对此，贝尔不得不惊呼：作为具有内聚力和统一性的文化已无法去表现“如此独特而繁乱，或者不可思议”的“经验”(143)。西方的现代性的分化，原本是对大一统的宗教的祛魅，却未曾预料到祛魅的结果乃是返魅，现代性陷入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表征、经济结构与文化表征、文化自身的种种断裂的牢笼。文学理论建制的功能专门化是现代性的产物，其自反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是，至今我国文学理论的建制仍行驶在功能专门化的历史轨道上，对功能专门化的诉求远远重于对自反性的反思，才使文学理论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出现了某种困境和危机。要从根本性上探究当前我国文学理论面临的困境和危机，必须从建制的角度进行反思，即对文学理论功能专门化的自反性进行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