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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其他门类的写作方式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对诗歌写作产生影响。如汉赋促成了格律诗的对仗工整；绝句的形式，据宗教研究者考证，直接来自佛家的偈子⑩；宋词与元曲给白话诗形成带来更多的借鉴。 民主观念、科技技术、政治制度、商业文化的发展促使现代诗歌传播方式增多。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八事”(11)，不管他的观点是否违犯了诗歌的美学原则，毋庸置疑的是，白话文的提倡使更多初通文墨的读者拿起笔写作，更广泛地传播了民主平等思想。 科学技术进步，交通条件改善，文人聚社成团，出版刊物，借助发行机构，有更多的读者了解现代诗，诗歌由文人小范围的切磋交流进入大众视野。除纸质传播(刊物和书籍)外，广播、电视、电影迅速发展，九十年代以降的网络媒体基本取替了远古时期的口耳相传与题壁方式(12)。从小范围观察，现代诗歌的传播，还与译诗、诗刊创办、诗歌争议、诗歌评奖、国家意志以及突发的大事件有一定关联。 译诗促进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扩展了现代汉诗写作的形式与内容。如十九世纪末《圣经》中译本出版，有宗教信仰的现代诗人多借助其中的赞美诗和哲理诗样式；五四时期郭沫若的诗歌吸收了惠特曼诗歌的自由性和革命性因素；印度泰戈尔的散文体诗，日本松尾芭蕉的俳句引起了中国小诗盛行。在翻译体诗歌的影响下，从古诗发展而来的现代诗有了分行、分节，这是与古代律诗不同的自由体形式。 有共同爱好的写诗同仁容易形成诗歌社团，他们创办刊物作为诗歌的传播阵地。如1920年代，文学研究会有《诗》月刊(1922-1923)，创造社有《创造周报》(1923-1924)，新月社有《新月》月刊(1928.3.10)、《诗刊》周刊(1931年)，1930年代，上海的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成为现代派诗歌的发源地。现代汉诗成规模的发展与现代刊物密切相关，由此形成相应的诗歌流派。比如文学研究会的被誉为现实主义诗派，创造社诗歌为浪漫主义诗派，新月社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中过渡，现代派以现代主义风格著称。这些流派的命名，不论是否准确，它们形成了以后的现代诗歌风格的相应标准。 诗歌争议使新诗人处于诗歌浪尖，也传播了新诗人的诗名。在五四时期，名不见经传的汪静之《蕙的风》出版，曾引起新旧两派文人的争议。争议之后，汪诗虽然幼稚，但引起了学者胡适、周作人、朱自清以及后来诗歌史家注意，使他成为现代诗歌史上一位著名诗人。 名家诗歌选集和评论是传播现代诗的重要途径。现代诗人的成名多来源于重要的选本和重要的文学评论。如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推出了象征派、新月派和现代派诸诗人。新月的领袖人物闻一多推出了徐志摩、臧克家、陈梦家等人的诗；七月派的核心人物胡风推出了艾青和田间等。 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诗歌以国家意志所允许的形态出现，大题材大事件大人物是诗歌表现的内容，政治抒情诗为诗歌范本。贺敬之、郭小川等是这时期的歌手，国家的代表性诗人，《雷锋之歌》、《青纱帐、甘蔗林》为那个时期的著名诗篇。五十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是新民歌运动。这是政府引导下的诗歌大众化行为。在运动中提出“村村有诗社”等口号，国家发动了最大范围内的民众进行诗歌创作，特别是所受教育不多的人，尝试所谓的民歌写作。这些民歌并非有曲调的，而是文字化的顺口溜。从周扬、郭沫若主编的《红旗歌谣》可以看到当时的诗歌要求是押韵、朗朗上口，表现劳动者豪情的诗篇。诗歌成为公众性的，表现国家意志的文字。 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是自发性的公众诗歌传播，这一次传播围绕政治主题和路线斗争，文体形式多样，借助全民诗歌推动政治运动。 1980年代前后发生的朦胧诗争议，是文艺与政治的一次较量，其结果使艺术从政治严控中解脱出来，引发了1986年之后的诗歌突变，诗歌开始远离政治，改抒情而叙事，去大我张小我，反对旧有规范，这种诗歌风潮波及到现在。 现代诗歌的影响力通过团体、刊物、也通过政策、争论、运动传播开来。同样不能忽略的是，现代教育在传播中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1917年，现代白话诗正式发表，在人们的讥笑和讽刺经历了雏形到流行，至1920年代末，诗歌成为高校开设新文学课程中的一部分(13)，现代汉诗才逐渐有了合法性的存在，80年代以后“中国新诗”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方向，培养硕、博研究生专事新诗。原西南师范大学最早设立中国新诗研究所，首都师大、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湛江师院等校先后也成立新诗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培养了一批专职诗歌研究者，并有专设的诗歌研究刊物，专门研究新诗的有《诗探索》、《新诗评论》等，《西南大学学报》、《江汉大学学报》、《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的人文社科版特设诗歌栏目，集合诗歌研究者共同探讨诗歌前沿问题，促进诗歌教育。现代诗歌教育积极的一面是使现代读者能够读到现代自由诗，负面的作用是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现代诗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和政治捆绑在一起，导致诗歌教育出现不重诗美的偏差。 以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为载体进行的诗歌朗诵会、诗歌大奖赛扩大了诗歌的影响，使诗为更多的人群注意，诗歌以声音或文字的形式从书斋走向了大众，与歌曲、戏剧等艺术一样，成为大众化文艺一部分。而面向大众的诗歌实际上是受限的。朗诵会需要挑选具有听觉效果和重大社会意义，引起读者共鸣的诗篇，诗歌大奖赛基本是由主办方确定获奖标准，而这一标准并非一定为艺术标准。因为好诗常常“言有尽而意无穷”，大众化过程中一定会有部分读者难以理解，若是诗人做事和性格张扬，诗歌被非议被娱乐的机会相对多，诗就非诗化传播了。 与古代诗歌传播方式最为显著的不同在于现代传播有时间和效率上的变化，这种效率使诗歌的发展目标更加明确。 《诗经》由民间歌谣而为典籍，诗与歌分家，题壁诗成为文化遗迹，吟诵成为表演、仪式……时间改变事物的性质，传播带来新变。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现代自由诗的产生；没有新民歌运动和政治、大事件的参与，就不可能有各种文化层次的大众参与诗歌创作；没有朦胧诗论争，就不会出现诗人对美学的强烈诉求和读者审美的觉醒；没有朦胧诗后的多元探索，就不会有人们对于诗本质的疑问和对诗歌标准的关注。 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是多渠道的。有诗歌改编为话剧、歌剧在舞台演出，广播、电影、电视中的诗歌朗诵替代了古代的口耳相传方式，在克服地点与时间限制后，诗歌可在虚拟空间与任何时间内传播。电子刊物制作成本低，有取替传统杂志的趋势。有的电子版本不只是以供阅读文字出现，而是采用多媒体方式，使诗歌变成有色彩和动感的视听阅读。诗歌仿佛回到口耳相传时期，但增加了文字。通过硬盘、U盘、诗歌视频不仅可以存留，还可以复制、流传，把远古时期的一次性消费变成了现在无数次和随时随地都可以欣赏的艺术。有了网络、博客和微博、微信之后，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使个人发表诗歌成为易事。鼠标移动便可轻而易举地把诗粘贴在博客、微博、微信等快捷网络媒体上，数秒时间它便成为公众享用的作品。因此，写诗的人出名变得非常容易：可能与诗写得好有关，也可能无关，呼朋唤友，制造新闻炒作，提高点击率，都有可能一夜成享誉全球的“诗人”。 现在由于互联网(internet)与大众亲密接触，诗社活动和诗歌讨论借助它，得以从小圈子走向公众。之前的诗社活动大多受到地域限制，由本地区熟悉的的诗歌爱好者聚团。互联网的存在，不仅使诗歌团体以集团的形式出现，借助电子设备如电脑、手机、照相机等技术，可使团体的每次活动都像新闻发布会一样出现在网络，容易引起人们对某种诗歌现象或某首诗作的注意。只要点击率高，参与者众，立刻就形成热点话题，或新中心，不再需要权威的指认。由于网络诗歌发展迅猛，无论民刊还是官方的诗歌编辑，现在也会在网络上选择诗歌，为了刊物能吸引读者，所选诗的表现维度相对宽泛。诗歌评论也出现了现实讨论与虚拟空间，专业评论者与民间评论者的结合。比如《星星》曾办过一个“诗歌虚拟讨论会”的专栏，主持人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放在网络论坛上让网友自由讨论、整理，刊发时也向一些著名评论人组稿，这样使大家能够对同一首诗歌发表不同程度的理解，有助于诗歌真正有人读，而不是曲高和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