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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发有:从先锋美学到含混美学(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艺研究》2013年8期 黄发有 参加讨论

    四、突破新的成规
    先锋作家的创作理念及其审美经验,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一种新的成规。尤其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先锋作家及其作品必将成为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焦点。盛名之下的先锋作家要为当代文学提供新的审美创造,就不能满足于吃老本的自我重复和小修小补的小发现,更不应该陷入追逐商业时尚的变脸游戏,曾经的先锋们应该摆脱审美惯性的制约,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对于后起的作家而言,先锋文学已经成为笼罩他们的“影响的焦虑”。在不少年轻作家的作品中,先锋文学的影子挥之不去。如果新兴的作家并不以商业身价作为追求目标,而是胸怀艺术雄心,力求创建自己的艺术个性,那就必须另辟蹊径。当代文学要打破僵局,一方面要发扬先锋文学追求创新的传统,另一方面,不能简单地复制先锋作家的成功经验,而是必须突破新的文学成规,尤其是要改变含混美学的主导地位。
    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历史,但先锋意识却仍然具有生命力。所谓先锋,就是孤独的前卫;所谓先锋意识,就是以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创造为核心,力图走在文学创作最前沿的审美追求,它引导着写作者不满文学的发展现状,并试图打破这种现状,塑造新的文学格局。当然,一味地破坏和求变无法给文学发展带来真正的活力,在冲击既有文学秩序的同时必须注入新的文学元素,建构新的文学版图。先锋文学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时代潮流与文化风尚的顺应。对于先锋作家群而言,20世纪80年代他们在美学上已经完成了作为叛逆者和挑战者的使命,90年代以后的写作逐渐走向综合与包容,在文学风格上转向沉潜和混杂。格林柏格曾在1961年写成的《前卫与庸俗》一文中说:“就前卫艺术而言,这种文化是由社会统治阶级中的一个精英阶层所提供的,而前卫艺术则假定它自己被这个社会所背弃,而它又总是通过一条金钱的脐带依附于社会。”(28)先锋文艺与商业的结盟,意味着从个性化的探索走向成功经验的复制,意味着从独创走向媚俗。就文学接受和文学消费而言,通俗路线的作品在发行量上拥有先天的优势。在健康的文学生态中,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文学大家和无名小辈应该在并存中相互激发,共生共荣,充满活力的文学空间拒绝一元独尊。新生的作家对于权威的挑战,并不以取而代之为目的,而是为了打破话语的垄断与潮流的趋同。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一些不安分的文学主体,向主导的文学秩序和流行的文学趣味发起挑战,挣脱文学创作中僵化的教条和陈腐的形式,破除种种条条框框,勇敢地寻求新路,哪怕无人理解,乃至触犯众怒。
    在文学向外转的潮流中,文学与内心、灵魂、人性的关系不容忽视,批判性反思依然欠缺。媒体技术的革新所带来的文学生产与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写作者专注于追逐新的文学时尚,跟随文学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做出适应性的改变,却忽略了文学内部的心灵问题。文学创作除了技巧,还需要一种介入、体验、批判的情怀。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反右”、市场化转型等重大题材吸引了一大批作家的注意力,是长篇小说争先恐后的竞技场。作品的叙事策略也惊人一致,从个体到普遍,通过主人公的命运来折射时代变迁与文化阵痛,这就难以摆脱审美的同质化趋向。在含混美学的渗透之下,作品中随处可见雷同化的时代符码与重大事件,就像格非的《春尽江南》中的周杰伦、孙俪和强拆、动车,就像马原《牛鬼蛇神》中的“文革”串联、西藏和海南的神秘风情。说实话,文学提供的历史图景与现实风景,并没有超出严肃的历史著作和新闻报道的范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不少文学作品都是信息化写作的结晶,讲述的都是听来的、看来的故事。在逃避判断的油滑叙事的视野中,叙述就成了与情感、心灵隔着一层的技术。作家们通过叙述距离的控制,沉迷于不动声色的旁观,绝不袒露自己内心的困惑和焦虑。在叙述情感层面,也往往流于弥漫的感伤。这正如罗洛·梅所言:“感伤者以自己的感伤情绪作为一种荣耀,它始于主观,终于主观。关切却不同,它是对某种东西的关怀,我们在我们的体验中,被我们所关心的客观事物和客观事件牢牢抓住。”(29)文学创作向大题材、大篇幅、大视野的宏大叙事的回归,使得那些与卑微的个体相关的小问题被淡化,小人物的内心律动被迫与大时代的潮涌挂上了钩,他们成为时代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余华谈到《兄弟》的叙述时,认为“当一个人物出现以后,他会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不是作者可以控制的”(30),可是,李光头与宋钢的命运,分明陷入了时代的车辙里。批判性的历史和现实反思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为缺乏的向度,而文学的反思要有别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就必须落实到个体的内心,以生命深处的隐秘对话来摆脱意识形态、消费文化和犬儒主义的重重阴影。
    爱、希望和信念依然是点燃文学的火种。在含混美学主导的文学创作中,怀疑一切的冷嘲将虚伪、罪恶和丑陋视为实有的常态,却对爱、希望和信念充满警惕,甚至将它们看作谎言、欺骗、堕落的面具。荒诞是作家在缺乏阐释能力和批判能力时屡试不爽的万能标签。给事物贴上“荒诞”的标签,就意味着一切都没有对错之分,以虚无感和无意义感化解感伤、沉痛和绝望,将浓厚的悲剧色彩转化成啼笑皆非的喜剧感。当荒诞成为存在的基本形态,面对荒诞就不再有愤怒、羞愧和批判,荒诞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隐身衣,逃避了责任,也逃避了必要的价值选择。从我明白一切,到我不相信一切,再到一切和我无关,不少作家用荒诞反抗荒诞,用冷眼看透冷酷,用油滑对待混杂,为了避免选择和判断使自己陷入没有退路的困境,通过远距离的旁观来虚与委蛇。正如加缪所言:“生活着,就是使荒谬生活着。而要使荒谬生活,首先就要正视它。”(31)而正视荒谬,是为了反抗这种不合理的存在。把世界视为彻底的荒诞的文学观念,并没有揭穿真相,这毋宁说是在混淆真相。在撕下了假冒的爱、希望和信念的伪装面纱之后,文学是否应该提供一些真正的爱、希望和信念?哪怕只有一点点,哪怕只是一些寻找的线索。
    启蒙是未完成的历史使命,以公共交流和平等对话为核心的启蒙实践是文学的精神沃土。莫言说:“鲁迅是启蒙者,之后扮演启蒙者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谴责落后,揭示国民性中的病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居高临下。其实,那些启蒙者身上的黑暗面,一点也不比别人少。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32)在80年代一度高涨的启蒙精神,90年代以后走向急剧的衰退,这是含混美学流行的思想背景。启蒙的目标是张扬理性,消除人造的神话,但启蒙自身不能被放大成一种神话,更不能演变成一种理性的专制。文学中的说教确实令人生厌,在一个含混的时代,如果作家以绝对正确的姿态指点江山,那显然是荒谬的。但是,避免启蒙的误区的有效办法并非彻底抛弃启蒙,而是应该改变启蒙的方式,把文化批判和自我批判、大众启蒙和自我启蒙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平等、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展开多元互动的批判性质询。如果作家群体性地放弃判断以显示高明,来保证自己永远不犯错误,我想这样的文学生态是令人失望的。当代中国从来不缺聪明的作家,缺乏的恰恰是像鲁迅那样破釜沉舟的作家。至少,还应该有人像鲁迅那样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时也承担选择的后果,那就是像鲁迅那样抉心自食,展示自己内心的“鬼气”和“毒气”,把文化批判建立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并把自己的灵魂作为所处时代的精神标本,敞开在历史的阳光下,笑骂由人。在混沌而多变的文化语境中,启蒙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态度依然是指引写作者穿越迷雾的精神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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