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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说，隋炀帝对取士制度的改革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废除九品中正取士制度；将获得铨选资格(即出身)的科举考试制度化；设置旨在延揽实用型人才的进士科。这些改革其实都是针对当时取士制度中的弊病实施的，长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引发社会普遍不满，举人泛滥良莠难辨，通过孝、秀难以选拔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分别成为这些改革的诱因。而这些弊病必然是在较长时期内累积形成的，开皇年间李谔向隋文帝的这段上书经常被研究者引用，但基本是用来为齐梁文风作注：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烦，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浮词，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缙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钻仰坟素，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29) 本文想提请注意的是“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这几句，如果说“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还不能指实的话，“未窥六甲，先制五言”却无疑可以笃定“朝廷据兹擢士”的已经是“诗”了，然而正常的取士制度中此时并没有“以诗取士”的规定，州县举人时的实际情况只能是游离于制度之外，所以才出现“选吏举人，未遵典则……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这个上书其实主要是针对选举之弊而言：朝廷规定以孝、秀举人，而受齐梁以来诗篇盛行的影响，选吏多“逐俗随时”，选举擅长作诗者报送朝廷以为才，导致学童不务经史，早早学作“五言”。这段上书说的正是诗歌繁荣影响取士制度和社会风气的情况，参考上文，这种风气的形成从齐梁以来算起正好是100年的时间。 “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30)本意是想在已经变质的孝、秀二科之外，选拔通于“时务”的实用型人才(只试五道“时务策”)，但由于一开始就错误地选择了“策”这种早已沾染上“时习”的文体作为载体，最终在世风的侵蚀下，逐渐发展到被傅璇琮先生称作“策问还多少表现出当世之务，对策则完全是堆砌辞藻”(31)的“策赋”的结果。从史料来看，这股潮流基本上是一路势如破竹似地恣意发展，并没有受到多少阻挡： 贞观三年(629)，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如何可获善人?”(32) 显庆初黄门侍郎刘祥道以选举渐弊陈奏……其七曰：“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中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欲参用经学时务之流，皆以俦类为耻。前后相承，遂成故事。”(33) 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才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採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徒使骏骨长朽，真龙不降，炫才饰智者奔驰于末流，怀真蕴璞者捿遑于下列……彼悠悠小技，焉足为君侯道矣。(34) 上元元年(674)，刘峣上疏曰：“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干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3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