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代变的观点，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已有精彩之论，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0)。明代胡应麟则有“体以代变，格以代降”之说，按胡氏之意，时代不同，“体”与“格”随时代而变。而各体各格，“异曲同工，咸臻厥美”(21)，并不含厚古薄今之意。但沿此说而下，后世却演变为一代不如一代的文学退化论。 早在元代前期，吴澄就有与胡应麟同样的论述，较之胡氏所论，不仅概括性及精彩程度不差，而且绝无引起误解的可能。其《皮照德诗序》一文“具道古今之变”，说：“诗之变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勿论。予观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颂自颂，变风自变风，变雅亦然，各不同也。”首先以《诗经》不同类别诗之变奠定诗“变”论之基础，然后谈后世诗歌之变，顺理成章。“《诗》亡而楚《骚》作，《骚》亡而汉五言作，讫于魏晋，颜谢以下，虽曰五言而魏晋之体已变，变而极于陈隋，汉五言至是几亡”。此为唐以前之变，是诗体之更迭式变化，表现为旧体衰而新体兴。“唐陈子昂变颜谢以下，上复晋、魏、汉，而沈、宋之体别出，李杜继之，因子昂而变，柳韩因李杜又变。变之中有古体，有近体，体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杂言”(22)。此集中讲唐诗之变，由陈子昂恢复汉魏风骨起，沈、宋近体发端，而后有李杜之变与韩柳之变。唐诗之变体现的是“因”与“革”承继与发展的关系。在继承与变革中，唐诗取得了辉煌，而这辉煌，并非一家一体的辉煌，而是各家各体共同创造的辉煌。吴澄在此做了理论性概括，说： 诗之体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体，各以其才，各成一家，信如造化生物，洪纤曲直，青黄赤白，均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概齐，而况后之作者乎?(23) 唐代诗坛，诗人辈出，“各以其体”，“各成一家”，各体各家“均为大巧之一巧”。这是非常客观之论，也是非常到位之论。读此文可知，在吴澄心目中，《诗经》以来的中国诗歌发展史，由“古”到“今”，呈现大的阶段性变化。最“古”者当然是《诗经》，“《诗》亡而楚《骚》作”，由此到唐以前是一个大的阶段，《骚》衰落以后的汉、魏、晋，是五言诗的时代，是较远的“古”。对于宋元之际的人来说，唐与宋两代有本质的不同：唐相对于宋，也可以称为“古”，对于曾经在宋代生活过的吴澄来说(吴澄生于宋理宗淳祐九年，即1249年，临安破时二十八岁，宋亡时三十一岁)，在他的观念中，宋应该是“今”。所以，他梳理、概括了“古”诗发展的历程之后，才谈到宋诗。而似乎他这篇文章的立足点，也在宋诗。“道古今之变”，落脚点在“今”，即如何认识今，后人如何对待和继承“今”。他说：“宋氏王、苏、黄三家，各得杜之一体。涪翁于苏，迥不相同。苏门诸人，其初略不之许，坡翁独深器重，以为绝伦。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己者如此。”(24)他特别赞赏苏轼“眼高一世”的见识，和“不必人之同乎己”的心胸。吴澄论诗，“古祖汉，今宗唐”(古指古体，今指近体律诗)(25)，但很明显，他的师古是以“今”为立足点而通视千古，坚决反对那些“执一废百”的师古论，赞赏通达的师古，赞赏那些“不《选》不唐，不派不江湖”(26)，不主一家又自成一家的师古，主张转益多师、不限于某家某派而自成风格。他概括说：“不必其似而惟其可，最为善述前人者。”(27)师古而不“泥”古，是为“圆机之士”： 然制礼作乐，因时所宜，文章亦然。品之高，其机在我，不在乎古之似也。杜子美，唐人也，非不知汉魏之为古，一变其体，自成一家，至今为诗人之宗，岂必似汉、似魏哉?然则古诗似汉魏，可也。必欲似汉魏，则泥。此可为圆机之士道，执一废百者，未足与议也。(28) 在吴澄的观念里，“古”与“今”是相对的，但不是对立的，从“古”至“今”是逐渐演进的。应该说，吴澄的古今之论，是客观的、超迈的，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通达古今之变，是元代很多论者的共同倾向。晚于吴澄的黄溍，也有近似的论述。与吴澄不同的是，黄溍再上升一步，在古今演变的基础上，提出了“不二于古今”的主张。他也从诗文代变说起：“辞必己出，古也《骚》不必如《诗》，《玄》不必如《易》，而《太史公书》不必如《尚书》《春秋》，十三国风之作，大抵发乎情耳矣，然而止乎礼义。”(29)与吴澄不同的是，黄溍特别强调这“变”中的不变：尽管诗歌的时代和地区各不相同，相同的是都应“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故千载殊时而五方异感也；止乎礼义，以天地之心为本者也。其为本不二，故言可得而知也”(30)。在他看来，这“不二”(同)是根本的。认识和把握了这根本的同，作诗就可以通达古今。 非出于古，非不出于古也。夫能不二于古今，而有不以天地之心为本者乎?绵千禩，贯万汇，而无迁坏沦灭者，莫寿于是物矣。(31)“非出于古，非不出于古”，“不二于古今”，如此方能写出不朽的作品。而在赵孟頫看来，诗虽有古今，但古今诗都应遵循《诗经》开创的传统，体现共同的风雅精神，在根本精神上不应该有古今之别： 今之诗虽非古之诗，而六义则不能尽废。由是推之，则今之诗犹古之诗也。夫鸟兽草木，皆所寄兴；风云月露，非止于咏物。又况由古及今，各有名家，或以清澹称，或以雄深著，或尚古怪，或贵丽密，或舂容乎大篇，或收敛于短韵，不可悉举。(32) 师古就是师“六义”之精神，不师其词句，不师其风格。只要发扬《诗经》所代表的优秀的诗歌精神，则写什么，怎么写，尽可各随所长，形成各体各家，如此“今之诗犹古之诗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