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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及其文学艺术的异军突起，在实践上创造了不一样的文学形态，在理论上向传统的文艺观念提出了挑战，加速了传统文艺学版图的扩容、越界等结构性变化。当传统理论所依赖的文化场域发生背景置换，当其昔日所依存的逻各斯理论原点随着其映照的对象世界的改变而改变，当“正统的文化理论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④，或者，当“关于文学的基本预设、阅读方式以及价值判断标准等受到了挑战”⑤，此时，如丹尼尔·伯斯坦所形容的“数字比特和字节就是用来雕刻一个崭新的世界新秩序的凿子”⑥，我们应切入新媒体文艺现场去理性地回应现实的变化，以通变的心态审视文艺观念面临的危机与焦虑，重新勘定文艺理论的范围和文艺学的版图。今日中国的文学创作活跃而多样，文论研究亦呈新旧交织、多元并存之态。传统的执笔书写、书刊发表、纸介阅读的文化生产、传播、欣赏体制仍然普遍存在；千年积淀的文论传统，以及外来(包括马列文论和其他外来文论资源)理论观念的横向移植与渗透所形成的文学理论范式，依然居于我国文艺学学科体系的主导地位。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理论存在，它们中的许多学理逻辑已经构成任何理论嬗变的观念背景和参照依据，应该得到传承与发展。毋庸讳言，我们的文艺理论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开放性、差异化、跨学科研究的语境，数字化新媒体就是这一语境“移居赛博空间”的结果。就在人们还在争议是“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还是“回应现实综合创新”的时候，新媒体文艺生产已开始用自己的话语实践向传统文艺学的理论范畴提出质疑，向既有的学科规制发起挑战，又在新的理论构型中创生出特定的知识系统和阐释空间，让媒介革命成为文艺理论对传统的告别和面向新生的开启。这种告别和开启、跨界与扩容、消解与建构不是理论研究的心血来潮，而是“数字化生存”限定的理论重建，是后信息时代的数字媒介、虚拟现实、赛博空间和媒体产业市场对文艺理论空间的渗透与生成。恰如约斯·德·穆尔在论证“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问题时所说：“赛博空间不仅是——甚至在首要意义上不仅是——超越人类生命发生于其间的地理空间或历史空间的一种新的体验维度，而且也是进入几乎与我们日常生活所有方面都有关的五花八门的迷宫式的关联域”。⑦赛博空间与文艺知识生产、理论图景和学理容量、学科边界之间的“迷宫式关联”，正是我们考量数字媒介变革之于文艺学版图勘定的制衡要素。文艺学如何解决新旧媒体转换所带来的理论困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当前文艺理论变局的深度把握。这里有三重变化正试图改写我国文艺学的原有版图。 首先，从“大写”走向“小写”，从“整一”发展为“多样”，是新媒体引发的文艺生产和消费形态转向带给这次理论变化的“后理论”风标。拉曼·塞尔登谈到1985年以来“当代文学理论”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动荡和变化时认为，过去整一性的“理论”或“文学理论”已经不再能够看作一个有用的、不断进步地产生的著作体，“单数的、大写的‘理论’迅速地发展成了小写的、众多的‘理论’——这些理论常常相互搭接，相互生发，但也大量地相互竞争。换言之，‘理论转向时期’孵化出了大量的、多样的实践部落，或者说理论化的实践”⑧。传统的整一化文艺学理论命题和学科规范是被时间神圣化了的“大理论”，它们以“单数的”、“大写的”权威姿态构成毋庸置疑的膜拜价值，具有学理坚实的主题性、目的性和历史悠远的连贯性与整一性。从我国当代的文论范式来看，自“五四”以来形成的现代文论传统由于受到社会历史变革和外来理论思潮的影响，其“大写”理论的整一形态走向“小写”文论的多元区分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并非肇始于数字媒体的变化，更不源于单一的媒介原因。如伴随后工业文明兴起的雅俗不分、快乐至上的娱乐文化，深受资本与商品逻辑支配的消费文化，模式化、类型化和批量生产的技术复制文化，没有深度体验和历史感、仅仅反映当下瞬间体验的快餐文化等，这些蕴含后现代表征的文化形态，对当今文艺理论从整一的“大写”模式走向多样的“小写”形态已经构成了持续的深度干预，成为文论转型的社会文化引擎。毋庸置疑的是，新媒体及其文艺实践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范式转换的过程，甚或规制了这次理论转换的内容和方式。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在中国文艺学发展处于“拨乱反正”和“西风东渐”后的理论调整期，数字媒介以其巨大的创生潜能在传统的文艺理论板块上开辟孵化新媒体知识生产的“豁口”，用艺术实践拓进“理论化的实践”进程。较之我国厚重的文艺学传统，新媒体文艺观念及其理论构型的孵化和生成，虽“小写”却“多样”，非学统嫡传却不乏活力，它们正以边缘“小理论”姿态而成为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之后”的一道知识景观。因而，“大理论”消退与“后理论”转向的同时并存，是新媒体文艺变局切入并改写文艺理论发展态势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侧面，也是全球文化生态变化的普遍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