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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平凹年龄差不多，出身也很相似，都是从小生活在农村，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以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社会的动乱，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猜忌、斗争，以及在社会变革这种大浪潮当中，各种道德、价值观的碰撞、混乱、发展、进步、沉渣泛起以及光彩照人等各个方面。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批人的作品，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时代密切相关的，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时代，也就没有我们这样一批作家，当然也就没有我们写出来的这样的作品了。 尽管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各自的特点。比如平凹的故乡在南北会合地，这种南方的灵秀、北方的粗犷，对一个作家的创作心理的影响，以及西北地区的文化跟中原、南方的文化之间非常微妙的一种结合，我觉得这形成了贾平凹的很多深层创作心得。这跟我们老家山东高密这个地方不太一样，他是听着秦腔、喝着秦岭的水长大的，我是听着猫腔——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戏长大的；他吃着稻米或者吃着小麦长大，我吃着红薯或者玉米长大，所以研究这些很具体很物质化的东西，也许是可以展开创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钥匙。 平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了，改革开放后他是最早冒出来的一批作家，但是，我们现在想一下，跟贾平凹同时出道的很多作家已经不写作了，很少看到他们的新作，即便偶尔有新作也很难有新的气象，而能够一直坚持不懈地写下来的作家屈指可数，平凹兄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而平凹的这种低调、谦和、厚道，我也是很有发言权的。 几年前，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一篇给日本人作教材的散文，就是贾平凹写的，他写的是关于名字的问题。一九八六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了一个叫莫言的人从新疆拍来的电报，让去迎接他。当时我跟他素不相识，没有任何交往，但是，我们被困在兰州，要在西安落一下，找不到一个熟人。后来我说试一下，给贾平凹拍封电报，写陕西省作家协会贾平凹收。 火车晚点四个多小时，到广场一看已经没有人了，我们几个同学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喊贾平凹的名字也喊不到人，后来他们说你别在那儿自作多情了，你也不认识人家、也没有任何交往，人家凭什么接了莫名其妙的电报就跑这么远来接你呢？后来我觉得大家说得对。但是过了许多年之后，我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平凹真去接我了，他骑自行车去接我，举了一个皮包，皮包上写了两个字——“莫言”，到处问，却没人回答他。这真是一段佳话。我知道后也在想，换到我身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干吗要接他？而且在广场转了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欠了平凹一顿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