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何谓“地域文化”? 何谓“地域文化”?目前似乎没有权威和达成共识的定义。依笔者所见，所谓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形成，并经过长期积累的包括观念、风俗在内，具有自我特色的诸多文化元素的总和。这个定义包括四层含义：第一，是“一定的地理空间”，它不仅指历代行政区划所界定的地理空间，还包括自然地理空间。关于地理之于文化的影响，梁启超也早已关注：“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3](P4259)第二，地域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长期积累的过程，在本地域，它足以成为一种传统，影响着在该地域生活的人，并且不断沿袭。第三，如同诸多“文化”，地域文化也是以观念作为核心，然后扩展到物质层面和其他文化元素之中。第四，可以称之为“地域文化”的文化，一定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域的文化特征，这种特征完全可以被感知到。 近年来学术界所关注的徽州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上述“地域文化”的定义。“徽州”是一个地名，从宋代到民国时期也曾经是一个行政区域，但是，“徽州文化”确实是一个可以感知的有着自我特色的地域文化。 从地理空间上看，它位于皖南山区，境内山峦林立，其中有著名的黄山和齐云山。众多山涧形成的河流汇集为两条大的河流，一是由西向东的新安江，一是由东往西的阊江。新安江流入千岛湖，最后注入钱塘江；阊江则通往鄱阳湖。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徽州文化的累积过程相对封闭，在经过长期积累后，具有“超稳定性”。 从积累过程看，徽州承接了中国历史上两晋、唐末和两宋之交的三次人口的迁入。中原和北方地区的战乱，迫使百姓们纷纷南迁，其中的一部分就迁徙到以山峦为屏障的徽州，他们在这里安顿、休养生息，同时也带来了中原文化。特别是部分世家大族，在原居地就有着丰厚的文化积累，南迁徽州后，仍然保持着家族的文化传统，包括儒家文化观念和耕、读的传统。宋代科举考试正常化以后，徽州的文化积累得到了一次爆发的机会，诸多士子通过科举步入仕途，既为家族带了荣耀，也垂范后世，加之朱熹自命为徽州人，进一步强化了徽州“崇学”、“崇儒”的文化传统。明代以后，由于徽州人口增长，徽州人纷纷外出经商，在为家乡带来可观的物质文化的同时，徽商与徽州籍的文人将“崇学”、“崇儒”的文化传统进一步予以强化。 从文化元素构成看，徽州文化观念首先就表现为“崇学”、“崇儒”。明代程瞳著有《程朱阙里志》，将徽州视为“程朱阙里”，以此而自豪。在诸多族谱的“族规”、“家训”中，崇敬朱子、强调遵守儒家伦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历代徽州学人的著作中，对儒家经义的阐释占据了很大的比例。由儒家观念出发，徽州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意识和组织也不断被强化，进而延伸到村落、祠堂等物质文化元素中；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也演变为矗立在村头田间高高的牌坊。“崇学”的观念，转变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诸多的书院建筑，进而培育出高于其他地域的进士数量，当然，也带来了刻书业的发达以及诸多的藏书家、藏书楼。其他文化元素也因此而显示出与其他地域不同的气象：因为文士多，所以舞文弄墨者众；因为徽商带来的富裕，所以文化消费能力强，戏曲演出之类的活动频繁，由此又催建了为数不少的戏台建筑。种种文化元素在这里汇集交错，却无不有着地域的动因，带上地域的色彩。 最后，徽州地域文化拥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自我特征。就其表层、可视或物质文化元素看，徽州的建筑颇为独特：村落依山而建，村落中的民居一律粉墙黛瓦，辅之以马头墙，这种风格的建筑被称之为“徽派建筑”。就深层审视，一个村落，往往是一个宗族的居住地。祠堂中的祖宗牌位庄重摆放，显示着族人敬祖爱宗的伦理情感；村口村外的牌坊，昭示着“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精致的石雕、砖雕、木雕，既透露出徽商曾经富有的历史信息，各式各样的图案也叠印着徽州人祈求平安、祥和的愿望。还有随处可见的楹联、学者们关注的大量刻书文献、契约文书，都共同展示了这个地域“崇学”、“崇儒”的文化观念。 中国版图辽阔，地域众多。应该说，并非所有的地域都有地域文化，特别是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化，不少曾经有过深厚积累的地域文化都被分割乃至消解，以至于对于地域文化的含义理解不一，对地域文化的研究也难以深入，有些所谓的地域文化研究，或无比较，或自说自夸。就地域文化而言，徽州文化是一个典型的个案。透过徽州文化，我们能够对什么是“地域文化”有比较深入的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